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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四年（1469年）六月，英宗皇后钱氏崩。为葬钱氏，宫廷内曾有过一场不小的论争。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一帝一后的葬制后，其下的几代帝后均按此制度执行。第五代皇帝英宗朱祁镇，见皇后钱氏无子，为避免死后发生纠纷，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终天年”，并要钱氏死后同他合葬。其后宪宗皇帝即位，因他是皇贵妃周氏所生，故又封生母为皇太后，
在葬钱氏时，周皇后想，从大明洪武至仁宗，陵内均是一帝一后，如果钱氏葬十英宗的裕陵，自己寿终后就不能与英宗合葬了，因此主张把钱氏另葬别处。
消息传出，举朝震惊。群臣以英宗遗诏为据进行抗争，但周皇后仍不改初衷。群臣见上疏无效，就跪在文华殿前哭争。宪宗朱见深见群臣伏地不起，便提出将玄宫分成三殿，这样既能葬钱氏，也能照顾母亲周皇后。事情既然发展到如此程度，周皇后只好答应。但又别出心裁，提出一个条件，要把钱氏入葬的左殿隧道口堵死，只让将来安放自己的右配殿和中殿相通。埋葬钱氏时，朱见深按母亲的要求做了。所以裕陵地宫，左右配殿一通一塞。朱元璋之后的一帝一后的葬制，从此便被打破了。从这段史料分析，地宫的左右配殿是安放皇后的。
万历皇帝也曾想打破此制度，1597年皇贵妃李氏崩，他传下口谕：“我念皇贵妃李氏，侍候我好，又生有皇子，应安葬在寿宫右穴。”但被大臣以无妃嫔葬寿宫为例阻拦，没有成功。当时万历皇帝何以置祖制于不顾，传此口谕，其用心尚不清楚。最后结果是把李氏葬在定陵以南的银钱山下，既然地宫左右配殿专为皇后设置，为何定陵玄宫的配殿空荡无人，而两个皇后的棺椁却都放在了后殿？
定陵发掘时，考古人员在玄宫后面的宝城内侧，发现了刻有“左道”、“右道”的字样。从字迹的用意分析，应是通往左右配殿中，也就是这两殿的隧道入口。因为没有发掘，只在里面看到石门和门外的金刚墙，其隧道的具体形状尚不清楚。当时推断，这两条隧道应是皇后棺椁的入口。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进入陵园后，应先绕到玄宫之后，沿两条隧道分别进入左右配殿。但帝后入葬时，正处在大雨季节，‘玄宫不可久泄”，整个地宫只挖开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配殿隧道没有打开，这时的皇后棺椁，也只好跟随万历皇帝一起从正门隧道运往玄宫。进到中殿后，由于通向配殿的甬道狭窄，巨大的棺椁无法进入，匆忙中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都运往后殿，跟万历皇帝“同床共寝”了，
既然两条甬道不能通行棺椁，那么如此设计又有何益？
从皇帝生前筑造豪华的寿宫来看，无非是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依然像人间一样生活。配殿中设甬道和正殿相接，正是为了帝后的灵魂在宫内相通，彼此恩爱如故。这一点从裕陵地宫配殿的一通一塞，便可窥其一斑。
谜团已经解开，但似乎又不尽人意。新的谜团仍缠绕着后来的研究者和挖根问底的观光人，生出一个个疑问。
孝端皇后4月病故，其棺椁应已俱备。6月玄宫被打开，直到10月3日，她的棺椁才和万历皇帝一起运进玄宫。玄宫内甬道狭窄，皇后的巨大棺椁不能穿过它进入配殿，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无人想到是不可能的。既然已经想到，为何不又开配殿的隧道，以至破坏帝后葬制呢？更奇怪的是为埋葬孝端后打开玄宫隧道时万历皇帝尚且健在，也就是说，这左右配殿隧道是专为埋葬皇后而设，为何不开左右配殿隧道而非开玄宫前殿？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定陵玄宫内的配殿，是否专为妃嫔设计的？
十三陵区，除十三座帝后陵墓外，尚有七处陪葬墓。它们分别是东井、西井和五处妃嫔墓。史料载“盖无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我们不妨回过头看一看这井与葬制的关系。残酷野蛮的殉葬制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确立，殉葬制度有所发展。殉葬人的身份由奴隶扩大到近臣近侍，人数也大为增加。这种制度春秋以后即不多见，汉唐以后已不存在。到了明朝，又死灰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始，到代宗朱祁钰，五朝皇帝死后皆以妃嫔宫女殉葬，至英宗遗诏始罢。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十六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它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做天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玄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后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十五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十二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入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事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作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当然，定陵历史已逾四百年，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并非易事。到底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既然帝后的棺椁已经安葬完毕，为什么满地的木板没有撤走？甚至连抬木箱的绳子、木杠都没有解开，零落地散落在玄堂之内？从种种迹象看来，当时的情形比较慌乱。那么，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定陵玄宫的历史地位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宏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三百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