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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