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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5）第六章 军统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四
杨杏佛遇刺身亡的当天上午11时，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7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举行公祭时，泣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然而贼喊捉贼，过德诚被捕后不足10天便在监狱中神秘“中毒身亡”。随着这个最重要的人证的死亡，“杨杏佛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杏佛、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再汇报给蒋介石。当时去的人中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她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的反对。
当日前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在杭州，郁达夫写了《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在北京，许德珩奋笔写下《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参考文章：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美］魏斐德，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作者：沈醉
《杨杏佛：为人权流血第一人》，作者：傅国涌
《“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作者：廖大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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