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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
“法海寺以自文丝某克啊微富浪木黑二”——法海寺离这儿只有一袋烟的工夫。
第二句：
“法海寺以自啊扑腰啊自”——法海寺就在你屁股后面。
第三句：
“矮东弄，以付矮都，矮屋得发克英太儿优！”——不知道，知道就TM告诉你丫的。
注：第三句中，第三段的“克英”二字要连得很紧的发音。
这样就好了，我们大家都“死克”English啦！不会再丢人啦！
没用的外国人
电影《十面埋伏》和《2046》的摄影师是一个叫CHRIS DOYLE的澳大利亚人。但是连他自己都不以英文名字自称，他更愿意大家用他的中文名字：杜可风。老杜今年五十二岁了，他年轻的时候是悉尼海边的冲浪健儿，后来当了船员，随船飘到台湾，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请他帮忙拍个电影，从这以后他就干上了电影这行。
老杜自称是一名中国摄影师，因为他是拍中文电影起家的，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至少骨子里面是，他经常跟别人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个有皮肤病的中国人。”
前几个星期，老杜在上海为好来乌著名的“MERCHANT IVORY”制片公司当摄影师，这家公司的成名作为《有景观的窗户》一片。而当他被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好象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不满，他和记者的谈话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言语：
“坦白地说，你们需要我们（中国），我们不需要你们。”
“中国人一直明白这个道理，五千年来我们只是在近代跟外国人作了点妥协。”
“为什么西方媒体总是把中国说得如此黑白分明？为什么总是看到阴暗面？”
根据《金融时报》的采访，老杜没完没了的说了半天外国人的坏话，骂他们无知，不懂事。在这个外国记者的眼里；老杜似乎有点毛病； 他公开承认他最愿意和年纪非常小的女孩睡觉；他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会问一些很笨的问题； 这能够提醒他从头开始想一些问题。文章里还提到，老杜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记者，她去Merchant Ivory 剧组探班的时候，老杜指着身边的外国人使劲说：“老土，老土。”
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化”的外国人，每年春节一群老外唱点中文歌曲，演几个中文小品都是收视率不低的节目； 逗得大家伙前仰后翻，有点象看马戏团似的。我们特别愿意把这种完全同化的外国人隆重推出，促进中外关系，似乎这才是充分表现大中华的魅力。
只是就对外宣传来说，被同化的外国人对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当外国失去了完全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时候，他老家的人就认为他有点不正常了，他说得话就被打折扣了。
老杜和《金融时报》的采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中国化”并没有感染记者，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一种讽刺的语调，似乎老杜已经被中国人洗脑了。这种外国人说了半天中国人的好话似乎没什么用，因为在外国人眼里，他们已经被中国同化了。
因此，被我们同化的外国人已经对我们没什么用了。
芬兰见
我的老板，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是个大块头的犹太人； 头光的象灯泡一样； 也是个疯狂热爱户外运动的人； 很多年前，我在内蒙有个牧场，只有一个羊官儿，五、六匹马和四百多头羊。到了夏天，就和朋友一起去骑马玩，记得出去一天回来，每个人走路都是趔着腿，屁股被马鞍子磨掉一层皮，睡觉都得趴着。
有一天，我接到这大块头从纽约打来的电话，
“晃”他说，“你那牧场还在吗？”
“在”。我说。“你要去吗？”
“我要把我现在的女朋友带去，”他说，“如果她能够在那里跟我一起当两周游牧民，我就跟她订婚。”
“嗷，”我说，“来吧。”
挂了电话，我就给牧场的羊官儿打了个电报：“白俄人工两周后到，可放羊，打草，往死了用。”
我已经习惯大块头这种挑媳妇的办法，好象上一个就是被他逼着爬喜玛拉亚山，没跟上大块头的步伐，回来就给休了。其它考验还有从昆明骑自行车去河内，高空跳伞，长途跋涉什么的。 他的女朋友一个个都是美国名模，这个去内蒙的还上过美国版VOGUE的封面。本来以为不出一周女朋友会打急救电话给我，结果居然两周以后两个人乐呵呵、手拉手回到北京了，女的左手中指上有个草编的戒指，这就算订婚了。
过了一年，大块头给我寄来了用最好的纸印刷的请柬，他们要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两个人要从芬兰做狗橇到俄罗斯，算是婚前最后的生存考验。我没去成他们的婚礼，但是看到了他们在芬兰冰天雪地里面假装是艾斯极母人的录像，发现那边风景独好。
今年夏天我想找个凉快地方住两周，就想起了大块头去过的芬兰。 我从北京给他打电话，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电话后面吱哇乱叫的。
“芬兰好玩吗？”我问。
“最浪漫的地方，”他说，然后我就听见他在电话里面吼：“你别吃抹布，爸爸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那好玩？”我问；“我想找个人少的地方待两天。”
“我老婆不在，我得给孩子洗澡，bye。”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就这样我只好找到北京的芬兰航空公司，他们的老板是个芬兰北京人，如果你不看他的面孔一定以为他是后海那个胡同里长大的，到今天为止，我看见这种外国人还是非常惊讶，我们实在不是个移民国家，这种人非常特殊。 林先生虽然能够当个胡同串子，但是对祖国还是了如指掌的，他说芬兰人生在桑那里面，也死在桑那里面，因为只有那里非常温暖。夏天太阳永远不落山，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会沾一下山边，然后就又起来了。 想看到北极光不是那么容易，有个摄影记者去了四次才拍到。
林先生是个好人，赞助了《乐》读者一张机票，这个月订阅的人都能有机会抽奖。本来我想吞了这张机票，最后还是没敢。算了，还是买张票，说不定跟那个得奖的人一起坐狗拉的雪橇去。
脑风暴
昨天从Vail做着洛基山的小巴到Aspen； 参加《财富杂志》的“脑风暴”会议。
这里开会非常认真，我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早上七点半开始，题目是中国和互联网。主持人是《财富》远东编辑，第一个发言的是Morgan Stanley的Mary Meeker 女士。她的分析比咖啡因还灵，我立刻竖耳聆听。她说中国现在有几个第一：30岁以下的互联网用户我们是世界第一多，30岁以下的手机用户我们也是第一多，今年我们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人数就会超过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了。然而，中国整个电讯工业的市场价值是日本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是资本认为我们没日本市场值钱。这是为什么？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整个金融支付系统不转，二是我们政府对内容的管理没有法律化，公开化；三是我们自己在互联网上面的创作能力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大部分网站的功能，我们还是在效仿国外的。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在中国投资互联网赚了大钱的年轻人，叫Steve Jurvetson。 好像他是百度的原始投资者之一。他说中国人挺厉害的，他投了一个公司从几个人，一年之内就发展成四百人，而他们作为风险投资者，也不可能按着个儿的分析这些公司的表现，所以干脆就以多投来取代准确率上面的不足，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钱，可以到中国来撞大运，只要胡几个大的就行——这战略不错，跟我妈打麻将的战略一样，多打总能胡一次大的，胡了就能把其它输掉的都拿回来。
第三个发言的是我十几年前的邻居和朋友，Rebecca Mckennin。 她中文很好，我单身的时候她有个中国男朋友，我天天晚上听见他们在楼上狂欢，气得要死。后来Rebecca 去了CNN当记者，上电视了。但是现在她辞了高曝光、高收入的活儿，准备到香港大学当老师，教多媒体，这点我很佩服，是很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老外对中国的印象永远不如有目的的老外对中国印象好，而大部分美国媒体从业者，特别是著名新闻媒体的记者都属于有理想的，这也就导致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边倒，Rebecca 也不例外。我特别怕咱们这儿说什么“净化网络”之类的事情，这事如果是必要的，也不能用这种愚蠢的说法去办，一是特别容易让外国媒体误解，又给人家一个小题大做的把柄，真是何苦；二是这种宏观的，理论的，概念的东西很难执行，有个公开的法律性的东西多好，大家一看就知道，骂韩寒敢情犯法，那就算了，别惹事儿了。Rebecca 发言时间很长，我估计她说的话都属于要被净化的内容，但是由于我胆小，又比较稀罕我这博客，所以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净化”量化一下，这样我也不用这么遮掩，就这一段破字，让我足足耗了两个钟头才写完——就这一段！
然后是我和Justin 唐发言，我打情骂俏地说了半天外国媒体对中国不公平，特别是最近google和Yahoo的事情弄得这么沸沸扬扬，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内容不采取任何控制，法国不允许法西斯网站，关于未成年卖淫几乎全球禁止，中国有自己的规定，可惜没有法律化，成了个骂中国的把柄了。Justin说了一点特别有道理的话，他说希望大家以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角度去判断和报道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外国的政治观点在中国并不是广大网民关注的。这点很多，老外马上挺服的，我就想，这种人怎么不拉到新闻办和宣传部去做点贡献？多有效益。
最后发言的是一位女CEO，她基本上同意我和Justin的意见，她做了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她说在接触过中美两国领导人之后，她非常肯定中国的领导人对如何利用互联网的考虑要比美国领导人深入得多。我想她是非常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因为她是布什总统科技委员会的顾问，CISCO 的董事。
好啦，就汇报到这里，天啊，写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