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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川陕总督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由奋威将军、甘肃巡抚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进京陛见皇帝。岳钟琪路过保定，受到直隶总督蔡珽的盛情款待，蔡珽对岳钟琪格外亲切。岳钟琪朝觐皇帝，雍正帝问他一路上有何见闻？对各处官员有何看法？岳钟琪告诉皇帝，蔡珽为人厚道，对自己十分热情。雍正帝听了很是疑惑： 蔡珽在保定大讲岳钟琪的坏话，流言蜚语已经传到了北京。想不到他还能如此热情招待岳钟琪，可见其人阴险诡诈。雍正帝精明过人，觉得其中总有点不大对头，立即召蔡珽入京查问。
原来，蔡珽在四川巡抚任上贪污受贿，罪大恶极。他认为岳钟琪是年羹尧的老部下，如今接替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后，必定会追查三年前的那起大案，所以打算先下手为强，把岳钟琪整垮。 三年以前，年羹尧参奏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四川巡抚蔡珽接受程如丝重贿，包庇程如丝。当年，这是一起轰动四川的人命大案。
夔州位于长江上游，是四川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水上交通十分繁忙，客货商船往来如梭，关税收入大有文章可做。火耗、陋规和平余都是额外收入，向来不必列入户部奏销题奏中。收多少，如何支用，全凭管关官吏自己支配。比如官吏和吏役们的办公费、饭费、官吏赡养家属的开销，税银解送户部的解费、杂役工食等等，这里面营私舞弊的内容特别多。商船过关，少不得被扒一层皮，只要使官吏和吏役们贪欲饱满，痛快了，甚至可以少报关税，否则就课以重税，不交够了火耗、陋规就出不了关。
由此可见，中国工商业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谓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或政策，而在于下级官吏和吏役们的敲诈勒索。他们收取耗羡和陋规，过分盘剥商民，绝非是出于“重农抑商”的观念，或是在替朝廷实行“抑商”政策，而完全是为肥一己之私囊。其实，雍正帝并非特别要抑商。雍正帝曾一再强调各地税关对商人不可多方勒索，分外苛求。雍正元年（1723年）他就说： “国家之设关税，是为了便利通商，而非以此累乏商业，所以便利民众，而非以此病害民众。但近来闻榷关者依靠胥役，对商民任意勒索以饱其欲。虽货多税重，而蒙蔽不报者有之，或以重报轻者亦有之。不遂其欲，虽货少税轻，而停滞关口，候至数日，尚不得过。”他要求“今后榷关的官员，务须秉公办事，实心查验。过关船只，随到随查。应报税者，纳税即放，不得任意作弊，勒索阻滞，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他又指出： “从来关榷盐税之设，所以通商裕国。或用钦差专辖，或令督抚专理，无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然而有些地方额外加派，苦累商民，致使商民畏惧，裹足不前。”“商人失业，国帑常亏”，官府“困商实所以自困也”。因此他要求“经理榷关税的官员，务期奉公守法，遴选委派得人，官员须知商旅之艰辛，绝箕纹之弊窦。通商即所以理财，足民即所以利国”。
皇帝能懂得此理，莫非税关官员就不能懂得？退一步说，他们真的不懂得，然而，皇帝已经多次提出不可以勒索陋规，阻碍商旅。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呢？因为，皇帝的政策一向可以分为硬性与软性两种，凡硬性的政策，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至于软性的政策，则不必较真，说说而已，姑且听之而已。什么是硬性的政策？比如文字狱就是，稍一触犯禁忌，或完全是莫须有的事，就大兴冤狱，越恨越不嫌其狠。什么是软性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就是，关税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很少有官员认真执行，皇帝也很少真正过问过此事，雍正帝上面的话，不过是泛泛而谈。可是，这一次是封疆大吏弹劾税官和地方高官，事情特别严重，皇帝也就认真起来了。
夔州知府一向是个肥缺，多年来，历任州官无不多收少报，从中贪污。程如丝被蔡珽从马湖知府任上请调到夔州任知府，帮他发财。当时四川生产的食盐，大多通过长江航道运往武昌行销，量大利丰。地方当局历来以重税与盐商分利，商人只要按规定交完夔关关税，及火耗、陋规和平余就可以畅行无阻了。官员和商人都大发其财，相安无事。偏偏这个程如丝贪得无厌，他先取缔了私人盐厂，将该州所辖云阳县私营盐厂强行没收，同时他还不许商民贩运，并要将商民手中私盐，低价强行收买，使得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由官府垄断。
当时，有大批的商船被困于长江夔关，耗时费钱，群情激愤。为防有人偷运出关，程如丝的家奴率兵丁昼夜巡拦，不许商船过关。商民的生计被剥夺，有些人一气之下就强行过关。兵丁开枪打人，当场多人死伤。兵丁遂将船只没收。兵丁胡乱开枪，江中商船慌忙逃窜，急不择路，从江心大流放船而下，一时间，满江船只纷纷倾覆，商民死伤甚多，尸体随着江涛上下沉浮，惨不忍睹，一时民愤滔天。
程如丝自知罪恶深重，怕受到朝廷追究，立即向巡抚蔡珽行贿，送去白银六万六千两，黄金九百两，蔡珽笑纳之后，遂匿而不报。巡抚虽然不报，但是民人之口，道路相传，腾谤不已。川陕总督年羹尧闻知此事，立即参奏程如丝、蔡珽二人杀人及受贿之罪。不知程如丝为何不向年羹尧行贿，也许年羹尧不吃他那一套？
朝旨命年羹尧立即将程如丝捉拿审问。然而，程如丝也不简单，他做了两件“好事”来蛊惑人心。一件“好事”，是将强行没收（即抢来）的食盐运到夔关府城，就地贱卖，他的家奴到处宣说，程知府取缔私盐，是为了使百姓可以买到便宜的食盐。还有一件“好事”，程如丝从重庆府买入大米，在府衙外依照原价出售，以此刁买人心。四乡八镇的乡民都来买米，程如丝一时成了“程大善人”。由此可见，所谓民意也不可靠。谁只要为我们带来了利益，我们就拥护谁的原则常常使民主成为具有否定意义的形式。
年羹尧命重庆知府周天佑，到夔州知府衙门去摘取程如丝的知府官印，然后将程如丝捉拿审讯。周天佑的轿子刚刚进了知府衙门，就被前来买便宜食盐和大米的群众围住了。程如丝的家丁混在人群之中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买米的乡民，不明真相，一齐拥进府衙哄闹，阻拦周天佑摘印。现在道路上又到处纷传着“程如丝打击盐商，买米平粜，以苏民困，而遭年羹尧忌害”的谣言了。
程如丝收买人心的伎俩得逞，蔡珽趁机向皇帝荐举程如丝。雍正帝召见程如丝后，夸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大为欣赏，当即提拔他为四川按察使。雍正帝在蔡珽的奏折上批道： “这样的人，如何早不荐奏？”蔡珽回答： “虽系属员，但了解不深。”这是在为防日后的追查预留余地。雍正帝称赞程如丝为“四川第一好官”。
所谓贩卖私盐，也是盐商与官方达成默契的买卖，真正的私盐另有渠道。官府向来是把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交给盐商办理，官吏坐地收钱而已。再度调整利益分配必须双方商定，一方面不可单独变更，单方面制定的霸王条款，必然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程如丝新官上任三把火，显示出过分的贪婪，企图独吞全部盐业利益，这样做十分愚蠢，闯下了大祸。
后来蔡珽因污辱重庆知府蒋兴仁，并逼令其自杀，又被年羹尧弹劾。蔡珽奏报皇帝，说蒋兴仁是害病而死。这次蔡珽遭拿逮审问，审出真相之后，经刑部议定，判处“斩监候”，即判处死刑，在监狱关押，待到来年秋后再执行斩决。雍正帝为了给自己遮丑，特意安慰程如丝，说他并非蔡珽所荐，蔡珽说是自己保举了程，乃是贪天之功，也并非蔡珽替他雪冤，是皇上替他的冤案昭雪，又表示，这次皇上决不株连无辜。
不久，雍正帝又开始整治年羹尧。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政治原则和“皇帝绝不会有错误”的法则，雍正帝决定为蔡珽平反，以此打击年羹尧。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蔡珽被押解进京。雍正帝召见他，表示关怀。蔡珽说自己入狱判罪都是年羹尧诬陷，他反诬年羹尧贪暴为害。因他诬陷年羹尧有功，被皇帝任命为左都御史，正白旗汉军都统。
因为要整治年羹尧，被年羹尧参奏的贪官蔡珽、程如丝就顺理成章地得到皇帝的赏识并受到重用，他们杀人枉法之事，也就被歪曲为镇压反叛官府的盐商了。在封建时代，镇压民众的抗议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公然地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无法永远地欺骗人们。所以他们非常心虚，这次蔡珽诬蔑岳钟琪完全是先下手为强的意思。
雍正四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折奏四川按察使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以及程如丝为消弭此案而收买人心阻拦摘印之罪。奏折中说： “周天佑奉委摘印，未到夔州之前数日，程如丝被参之信已遍处哄传矣！但程如丝有无预为贿买兵民，及蔡珽果否先为送信之处，俱无确据，不敢妄奏。”
雍正帝疑心和自尊特重，决不能忍受被人欺骗，一般小民知道自己被别人欺骗了都很生气，何况是贵为天子？岂能不查个水落石出？现在年羹尧已被治死，该反过来收拾蔡珽了。雍正帝既然已经认识到蔡珽为人阴险诡诈，就命令岳钟琪调查他。皇帝是不允许臣下对他不忠的——做皇帝就是要享受臣民对自己无限忠诚的乐趣。他要岳钟琪再密访奏闻，并会同新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一起调查。他在岳钟琪的折子上批道： “如不能的确，可传密旨与马会伯，务得此事真情，徐徐密访实据，密奏以闻。”
与此同时，户部行文四川督府，将已革职的夔州知府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