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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 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 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不过，田文镜做事也有些过于严刻了，难免有酷吏之风。尤其是对于读书人的态度非常苛刻。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在科举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师生特殊关系的陋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防止官员以师生关系朋比庇护，出告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这种打击“科甲朋党”行为不断升级。雍正三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陈州知州蔡维翰等人。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些人说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是无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说，当时由于对科甲士人的压制造成了“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局面。
李绂雍正四年，李绂由广西巡抚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皇帝。他路过河南，对于田文镜的做法表示不满，责问他何以蹂躏读书人？李绂进京陛见时向雍正帝当面述说了田文镜种种苛刻严酷负国殃民的行为。因为当时雍正帝对李绂也非常看重，所以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谈至午夜方罢。李绂随之又上疏弹劾田文镜，参劾田文镜“任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馈送不遂，转而向田文镜诬告他们，于是田文镜参劾他们；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
雍正对田文镜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就把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发给他看，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回奏说张球是贤能之员，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说，看看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己丑同年进士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