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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银两，满足所请，及时拨给，不得有误。他说： “张鹏翮遇事实能宣力，朕不之信，将谁信耶？”在潜意识中这都是在忏悔对靳辅的不公，以此弥补过失。由于有皇帝亲自监督河工，各部门都不敢怠慢和作弊。张鹏翮不断地上疏汇报，康熙帝一再予以鼓励，“张鹏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甚少，每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张鹏翮，更有何议”？
可是，治河并不是只要能干就行，人总有无能为力之事。康熙四十一年春，天公不作美，洪泽湖春水猛涨，将泗州、盱眙一带淹成汪洋。康熙帝向张鹏翮垂询修治善策。张鹏翮说： “泗州、盱眙屡被灾，应开六坝。”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张鹏翮始。今泗州、盱眙被灾，朕今与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盱眙，而令淮、扬罹患。张鹏翮奏章，昏愦已甚！”此时张鹏翮就不是“辞简意明，办事精详”了。又有人弹劾张鹏翮贪污十三万两，应交刑部治罪。康熙帝不相信有这等事，说“张鹏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谓以十三万两入己，必无之事也”。康熙帝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因为官员的俸禄甚低，即使是清官大老爷，也非“小有所取”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无论清官或贪官都“有所取”，清官“小有所取”，贪官大有所取，有些区别。
张鹏翮又上一疏： “请以治河方略纂集成书。”他要将十数年治河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最近康熙帝对张鹏翮颇为恼火，便对这一提议异常反感，说： “朕于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坐言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绳之？编辑成书，非但后人难以仿行，即撰之己心，亦难自信。张鹏翮试编辑之！”康熙帝这话颇不近情理。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帝第四次南巡，视察河工，由于张鹏翮治河颇有成效，康熙帝很是满意。他见到洪湖水势，畅出清口，高兴地对随行大臣说： “向来黄水高于淮水数尺，淮不能敌黄，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升高，力能敌黄，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之所以能告成也。”他见到张鹏翮将河道裁弯取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于成龙更有见识，极口赞扬张鹏翮实心办事。
康熙帝回銮之日，又赐张鹏翮御制诗扇。他又对张鹏翮说： “朕三十年前泊舟于此，水不能覆堤者数寸，今安澜若此，卿之功也。”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因张鹏翮治河殚心竭力，不辞艰瘁，又清洁自持，由吏、工二部议叙奖励，加太子太保衔。康熙帝书榜赍张鹏翮之父张琅，并赐他御制《河臣箴》和《览淮黄成》诗，恩宠有加。
以后，康熙帝每隔两年南巡一次，视察河工，对治河提出具体指导，康熙帝见河水清畅，高兴地说： “异哉！此二十年所仅见也。”他又不断督促张鹏翮，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有时张鹏翮表现得十分懒散，安居署中，数月不出，凡事委派下人，康熙帝告诫他要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勉尽职守。
张鹏翮及其以后数任河道总督治河依照靳辅成法，使黄河大堤得到进一步治理。从靳辅治河遗规，中经雍正到乾隆，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北上入渤海，这一百多年间黄河从未出现过大患，黄河下游，农业连年丰收，治效之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前期的皇帝多是英主，却又很专断，不容臣下有表现才能的机会，所以官僚多无建树，这一点在靳辅等人治河的事情上表现得最明显。如果自始至终都信任靳辅，治河工程将会更好。
靳辅的冤情有目共睹，于成龙之冤，却冤沉海底，无人谅解。挑浚海口明明是康熙帝的意思，他不过是附和而已。反对靳辅的逆流，如果没有康熙帝推波助澜，本来是不会泛滥成灾的。康熙帝以万事通自居，为了逞一己之能，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但康熙帝毕竟是英主，没有像某些昏君那样办了一件坏事就再办一百件坏事来掩盖，而是把坏事改正，办成好事。只是劳民伤财稍多。
靳辅治河十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国家的人力财力）都在内耗中荒废了。于成龙毕竟是清官，他初期反对靳辅，后来在河工中却尊重事实，故多照靳辅旧制，没有大坏河工，王新命、董安国几乎把靳辅所建工程损毁殆尽，亏得以后又有清官张鹏翮治河，他依然仿照靳辅旧制，才得以保障黄河治理工程的最后完成。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虽然康熙帝的君臣观念主体上是儒家的，但是法家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儒法交互为用，否则就会像梁武帝那样亡国。熊赐履曾经从宗教的角度告诫康熙帝要以梁武帝为诫，不可佞佛。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雍正帝、乾隆帝都笃信佛教，却并没有被大臣篡权。现在，需要从法家的君势、法术的角度谈一谈康熙帝是如何加强皇权的。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利用胡惟庸案件废除宰相后，就增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秘书顾问，到明成祖时称之为内阁。至明中叶后，内阁首辅大学士实际上已经形同宰相，朝中官员也尊称内阁首辅为宰相。虽然清初沿用明代内阁体制、设置内阁大学士，但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官员。康熙初年把南书房改造成草拟诏谕的中枢机构，吸取了议政王大臣兼职的特点，“南书房行走”都出自翰林院。
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清初，统治者对中枢机构的权限以及人员构成屡屡予以变更。清入关前，受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创建议政王大臣会议，入关后又在关外旧制内三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1636年建立）的基础上组建内阁。但清代的内阁与明朝内阁不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传达谕旨、发布文告的衙门，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而交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廷南迁北京，顺治小皇帝没有实权，议政王大臣的权力也受到摄政王的压抑。康熙初年也是如此，皇权受到严重侵犯。康熙帝逮治鳌拜以后，议政王大臣们的势力又有所抬头。康熙帝乃借助于汉臣的力量和儒法两家的君臣观念，极力加强皇权，逐渐把议政王大臣们的权力夺归皇帝。满洲贵族们在清朝政治生活中不能再发挥任何制衡作用了。
清朝完成君权一揽形式的专制政体是从康熙朝开始的。
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使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将这种专权形成传统。他说： “天下大权当归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日趋衰微。当时，参加议政的还有大批宗室王公，如和硕康亲王杰书、庄亲王博果铎、安亲王岳乐、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贝勒察尼、董额、尚善等。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博翁果诺等辞去议政，此后又罢领兵诸王议政之权。康熙二十四年，又将都统中不能办事者罢去议政权。此时，参加议政的宗室王仅剩杰书一人，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最高决策机构变为皇帝议事和咨询机构。康熙三十六年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成为议政臣会议。满洲王公贵族在中央的发言权日趋削弱。
当时，无论是议政王大臣、内阁大学士，还是值南书房之汉官，均不得专擅朝政，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参与某些重要政务，拥有较大发言权，但这种权力只能源于康熙帝的授予。康熙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理论与原则，使其后世子孙有章可循，有案可稽，从而保证了这种政体的长期延续。概括起来，他在这方面的君势、法术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皇帝独揽兵权，犹今日总统为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八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八旗王爷拥有兵权。康熙十八年，康熙帝限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管宣命教养，整饰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剥夺。以后，把八王统兵征伐的惯例改为由皇帝任命出征，往往是以皇家子弟为帅，这就削弱了八王的军权。康熙晚期，更由皇子管理旗务，彻底改变了八王及其子弟统兵出征的传统。
康熙帝对将军控制严密，绝不使军权下移。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总结经验，不但不许将军久握兵权，而且令其经常朝见，使其心知敬畏。他说： “边疆提镇，久握兵权，绝非美事。久握兵权，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也。”又说： “边疆提镇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因为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昔者，朕曾降赦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也跪人耶？由此看来，不可令人久擅兵权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第二，用人之权不可旁落。朝中重臣，用黜一概出自皇帝，绝不分权于大臣。
用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这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康熙帝说： “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故臣下不得专擅。在列数鳌拜罪行时，曾特别指责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朝廷内外都用其奸党”（《康熙实录》卷三四）。有鉴于此，康熙帝亲政后对朝廷用人实行高度垄断，严防臣僚僭越。其实是防不住的。康熙中叶，权臣明珠、余国柱，卖官鬻爵，权势熏天。康熙二十六年，小于成龙控告二人卖官。康熙帝问： “何无人参？”答： “谁不怕死呢？”康熙帝说： “有我在，他们的势力重于四辅臣吗？我欲去，则尽去之，有何怕？”然后才有人敢于参劾，乃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