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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丙说：后来我和王甲反复考虑，既然叫“诗书画”文集，就要首先考虑到老干部，比如说有很多退居二线的领导人，或者说在人大政协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他们时间相对宽松，有更多的闲情逸致搞搞诗书画这方面的研究。
郑直和周格有些感兴趣，频频点头。
张丙接着说：还有咱们的《红灯》杂志过去发表过不少老领导的文章，杂志对他们来说比年轻的领导干部更有感情，更有吸引力。
周路这才拿起张丙的报告仔细看起来。
郑直说：还是得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
张丙说：主题我们想，应该是一个系列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
王甲补充说：先搞一个“邓小平理论”为主题的诗书画文集，内容限于学习“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大的范围。
张丙说：主要对象找我刚才说的老干部和现任的领导，我考虑可以分几个集子，或分开以市县为主，省部级领导毕竟少，恐怕有难度。
周路说：可以不分几集，只要按顺序把级别以次排列也可行。周路的意见与郑直又不一样。周路说：不可能分得这么清楚，像这种文集只能是大杂烩，而且要以市县委书记为主。
张丙和王甲感觉还是周路说的有道理，领导干部按郑直所说：假如分得很清楚，仔细一考虑这文集不可能编成几个分册。
郑直的思路也有所转变，说：要说编书的话，反正混在一起容易编，就怕领导人有意见说，我一省级领导跟乡镇干部的作品编一本书里。我估计得有人这么想。
周路说：那没办法，再说省部级干部够呛能参加。
郑直说：参加是肯定有参加的，不过你说得也是，如果参加的人不多也不可能独立成卷。
周路说：这报告基本成型了。老郑，我去拿给主编看。说完起身出去了。
郑直说：行！看来也就这么定了，等主编看过咱们再商量具体操做的事宜。言下之意是至于如何具体落实还得写个报告。
张丙和王甲也听明白了。好，我们再研究。
郑直随意提起，到时候别忘了让你们赵书记也参加。郑真实际已经知道赵书记离职的情况，但郑直仍然这么亲切地称呼赵书记。
张丙心里一下热乎起来，也许有不少赵书记这样的干部喜欢这类的活动吧？毕竟是中央办的（实际上是杂志社主办的）。
周路回来了，大家充满了希望，因为两位副主编首肯了，这事就算通过了。
想不到周路说：主编去中宣部开会去了，说是后天还要去海南，得过几天回来。
张丙和王甲的心情又冷了下来。
郑直说：先等两天，别着急。
张丙心里话：我们能不急吗！可嘴里却连忙说：没关系，领导的事情太多。
王甲说：你们二位同意了不就算通过了吗？
周路连忙摇头：那可不行，主编必须得看，他还得给机关主管领导人通报一声呢！
王甲真有点烦了！多余的程序，拖沓的效率，体制的陋病在中央机关比地方有过而无不及。
郑直和周路身处其中，对这种工作方式已习以为常，形成了无言的制度，已经感觉效率很高了，报告拿来，看过以后拿给主编，主编不在家不是经常的吗？什么事不得有个过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这就叫严谨。
约好晚上在一起坐坐，赵丁也去了。有赵丁在给大伙倒倒酒点点烟，显得比较自然，实际上五个人里面就张丙一人抽烟，看见张丙抽的是“玉溪”又见张丙把烟盒递了过来，郑直和周路也一人点了一根含在嘴里，也没感觉多么好抽。
郑直和周路平时不抽烟，酒也喝的很少，顶多来点色酒，就点了瓶“干白葡萄酒”。平时张丙哥几个愿意喝点啤酒，这会儿也没好意思喝，请人家吃饭就得尊重人家的习惯，王甲和赵丁也一人一小口抿“干白”。
来的是一家湘菜馆，那就以吃为主吧，其中的“剁椒鱼头”和“鱼杂煲”很受欢迎，大家咝咝哈哈的吃得挺过瘾，气氛很是热烈。
虽然郑直和周路不抽烟不喝酒，但被人请出来“坐坐”是经常的，毕竟在中直机关，能给“中央”拉上关系就是很多人的梦想，不论是地方来人或者老家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的朋友，时常找郑直和周路办事，尽管真正办成的事很少有几件，但在多数拉关系的人看来，能接触上在一起“坐坐”已经不错了，地方的官员和亲朋好友给别人闲聊时甚至经常提起，跟“中央”的一起吃过饭。
之所以办不成几件事，原因很简单，中直机关除了为中央服务外没有其它的功能，更是为老百姓办不了一件实事，当然你要说为中央服务，中央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就等于间接地为人民服务了吗？这话是不错，但只要一“间接”就没多大的劲了，没劲了就办不成几件要紧的事。
当然中直机关毕竟是“中央”机关，你别看郑直和周路每天骑辆破自行车上班，那到了地方上情况就不同。他们杂志社的人经常下去调研，像郑直下去一般都是当地的一把手坐陪，级别相同啊！当官的最讲究的就是级别，从科级一步步往上爬，实在爬不上去的，当不了正职或者离职的干部在名字的后面加上括号“某某级”也会感到满足，这也是爬一辈子追求到的东西，有了“某某级”自然就有同级别的待遇，待遇是实的。
与郑直和周路相比，眼下张丙哥仨屁待遇没有，张丙还多少有点残余的因为“待遇”带来的底气，这底气包括纯正的野人参和“玉溪”。
郑直和周路心里也明白，能到北京城里来和他们“坐坐”的在地方上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在地方上捞到的实惠不比他们少，家底并不比他们薄，一般的平头百姓也根本没有机会跟他们“坐坐”，所以郑直和周路跟地方上来的人关系相处得很融洽，虽是“中央”的但决不会盛气凌人。既然办不成几件实事，口气上就很谦虚诚恳，态度就很亲切，这是地方上的人最普遍的一个感觉，不像老家的官员，张嘴就是：就这么定了！我说了算！不比较不知道，还是“中央”的素质高。
张丙心里也清楚，郑直他们所处的《红灯》杂志社较之前些年也是每况愈下，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发不了财，杂志社的人也想通过各种渠道多捞点，每年指望财政上的那点拨款，只能维持杂志的编务印刷费用，根本没有油水。这方面周路就比郑直有优势了，每期杂志上主要是周路利用关系拉来几个广告，收益就能好点，根本的原因是杂志发行上不去，没人看，好在有“中央”在这撑着，还有虚张声势的资本，有时个别大企业或是地方上的领导人也给些赞助，通过软广告的形式把钱扔给杂志社，可钱扔一回行，再扔第二回的时候想起第一回就已经心疼了，杂志没人看，钱不白扔了？钱白扔了谁不心疼？怎么说这钱也是员工或者地方老百姓的心血啊！
因此郑直非常愿意找到更多的合作者改变下一下杂志社的困境，如果说困境还言过其实的话，那就是让杂志社更丰腴一点。郑直和周路跟张丙王甲他们谈话时，会时常提到杂志发行虽然上不去，但杂志社并不缺钱，本来杂志的发行情况就不好，广告收入上不去。
尽管郑直和周路嘴上这么说，张丙和王甲心里也清楚，杂志就是不缺钱，但是不缺钱不等于有钱或者说有很多钱，更谈不上资金充裕。作为杂志的副主编怎么能不想让杂志多挣钱呢！周路之所以说话有份量，这么年轻就能和老郑分鼎还不是因为每期能拉来几个广告？
说起报刊杂志的发行，张丙太有经验了，
这经验倒不是编杂志搞发行的经验，而是报刊发行的难度。每年一到报刊征订的时候，市委政府都要发文，发文件虽不是强迫征订，既然发文件下面就得重视，“像对待政治任务一样搞好发行工作”，这不还是强迫吗？尤其到了乡镇一级，对报刊的征订真是深恶痛绝！包括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还有许多报刊杂志，一级一级往下压。报刊来了，有的连大信封都不拆，直接就扔进垃圾篓里，纯粹是垃圾。用不了几个月小山似的报刊杂志就当废纸卖了。那扔得也是钱啊！上级下达的任务，钱让上级挣了，下级就当是进贡了。每当报刊征订的旺期，张丙都会接到下面关系不错的人的电话，托张丙找领导说说能不能少订点报刊，有的甚至说，我们把钱给你行，可千万别寄报刊了！这些情况都是张丙亲眼看到过的。郑直他们的杂志更是无人问津。尽管杂志社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不能说杂志没有影响，“中央”的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有些领导人喜欢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了发文章有的领导人还托关系。你想啊！每期的杂志篇幅有限，不托关系有时文章还发不出来，这就是郑直他们所说的“杂志不缺钱”。尤其是一些老干部对他们的杂志情有独钟，或写写文章或经常翻翻。为此王甲曾经疑问张丙：老郑他们的杂志有人看吗？纯粹是垃圾。
张丙说：有人看，肯定有人看。这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样，习惯停不下来，这就是精神作用了，如果确实是一种精神不能抗拒的话，那就保持了下来。
王甲说：幸亏我从来不读这种报刊。
张丙说：还有，就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但老郑他们的杂志多是发一些领导人的文章，因此与领导人有关的老干部等也就有看的了，由此得出结论，老郑他们的杂志确实有高度。
光有高度是不够的，如果再有了深度，郑直他们就更丰腴了，这个深度按张丙的所说，并不是学。究气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