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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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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呀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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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呀挤
冯唐
香港真挤，每条街都是王府井，都是淮海路。
为了离上环的办公室近，公司把宿舍安排在西营盘。那个是老城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驻扎过军队。现在，满眼老头和老太太，捅开一楼临街的房子开小店，忙的时候做生意，闲的时候在铺子里搓麻将，人气扑鼻。店都开了几十年了，一见我就知道是刚来的，争着夸我普通话说得标准，基本没有口音。感觉仿佛北京的二环路以里，唯一的区别是，北京二环以里拥挤着的，多是一层的大杂院和四合院，香港的上环，一个挨一个，多是二三十层的瘦高楼。大杂院里，总有一两棵槐树、枣树、石榴、香椿、丁香或是半架葡萄，拧着挺着，冲破临时搭建的小厨房和小厕所，在饭香和粪气滋润下顽强地开花结果。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是老大一块蓝天和吹着流氓哨的鸽子。香港老城区，常是单行线，没有自行车道，人行便道三瓣屁股宽。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迎面遇上的另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小声说一句：“唔该”，一侧身，三瓣屁股在蹭与不蹭之间交错而过。人行便道上遍铺水泥，没有一棵树，路边偶尔有个街心花园，隔几十米望去，常常误以为是谁家阳台上摆的盆景。仰起头，坚持久些，楼与楼之间的一线天空上，或有老鹰飞过，好像谁放的风筝。
挤有挤的好处。
我站在这个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路口，向任何一个方向一望，至少有三个茶餐厅，三个洗衣店，三个杂货铺，三个水果摊，三个巴士站。我住三楼，对面的三层楼里，一家人新换了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新机试碟，放《金鸡》，没拉窗帘。我推开窗户，对面的电视里，刘德华正以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教育资深职业妇女吴君如：要以一团火的精神对待所有劳苦男性嫖客，提高服务意识和床上技巧，做一只扎根基层的职业妇女。只有这样，一旦这样，她就有希望了，社区就有希望了，香港就有希望了。我的眼睛里，吴君如的脸有面盆那么大，我也有希望了，我不用自己买电视了。对面人家拉上窗帘的一瞬间，我恍惚想起好多年前，北京住的大杂院里，有人添了第一台电视，日本产的，黑白的，红色塑料壳。所有小孩都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到那家去看，那是一个叫《敌营十八年》的让人废寝忘食的幼稚电视连续剧。
几年的功夫，上网从无到有，变成人类一种基本需要，排名在空气、可乐、麦当劳、《龙虎豹》之后，在老妈、老爸、老婆之前，几天上不了网，阴阳不合，六神无主。在香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有三家：so…net，i…cable，和电信盈科，一样的缺德，都必须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提前解除合同，每月照付100元。我叹一口气，打开我带迅驰芯片的thinkpad，惊喜地发现，无线上网服务列表上，竟然有三个可选：piano； j@home； crazy horse，一定是周围几个楼里的猪头三，狗眼四。 随便选了一个，系统警告我不安全，“妈的，感到不安全的应该是猪头三和狗眼四，我上。”，随便挑了一个，我无线高速浏览到新浪新闻。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看着他忧郁而沉静的脸，我忽然想告诉他，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挤狗屎”的游戏。天气冷的时候，教室里没有暖气，身上没有厚衣服，我们就找个墙角挤在一起，那可比香港的地铁挤多了，比上环和中环挤多了，我们挤得口眼歪斜，我们高叫着：“挤呀挤，挤狗屎”，我们没一个不乐得前仰后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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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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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冯唐
一个人，拎着一口箱子和一台手提电脑，初到香港，组织安排周到，有一张床睡觉，有个杯子喝水。香港饮食天下第一，肚安不是问题，出门，望左，四个茶餐厅，望右，四个茶餐厅。但是，心安处才是家，最好能有个姑娘。没有姑娘，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没有朋友，至少能有几个网吧可以联系上革命同志，至少能有几个书店可以买几本书打发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吧？
香港地仄人稠，你在中环皇后大道中放个屁，几十个人嗅到，七八个人听见，一两个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推了一下他们的腰眼，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忙。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带两个分析员去香港做项目。其中一个黑龙江小伙子，笑脸如丰泽园的烤馒头，纯洁而朴实。他是第一次到香港，走出长江中心的办公室，满眼高楼和奔驰车，他半分钟数出了十八辆。他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咱们今晚吃点好的吧，吃鱼，吃虾。”，第二句是：“香港就是一个山啊。”
因为是个山，所以想盖楼，除了开山，只能填海。土地来得不容易，所以盖出来的楼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又瘦又高，仿佛莫名其妙竖起来的一个一个中指。二是贵，金融风暴之后，楼市大缩水，现在的楼价还是比北京上海高出五倍。和租房的小生意人聊天，最常听见的话是：寒啊，都是为房东打工。房东最常说的话：我才惨，我现在还是负资产。所以一楼旺铺，都是卖女人擦脸油和欧洲小皮裙之类的暴利行当。书店不是在二楼就是在地下室。
二楼书店里，号称“大哥大”的是港岛洪叶书店。按图索骥，出了铜锣湾地铁口，时代广场星巴克右拐就是。一楼有个入口，巴掌宽，两百斤的胖子，提个包，要拧身而入。楼梯两侧是招贴画，多数是时下畅销书的，比如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最近的艺术展览和小剧场预告。快进二楼的地方是《明报》周日的读书专刊，最近的一期是章含之和洪晃的访谈，洪晃一张明晃晃咧嘴而笑的大脸吓了我一跳，我想，最近和“立早章”有关的人都牛逼了啊。
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大陆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美女作家，心想，有些在国内被禁了，如果连港澳台同胞们都不使劲帮一下，美女作家的液体和狗不理包子从哪里来啊？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征的话痨李敖。唯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唯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