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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挑的班花坐同桌。远期目标是摸摸班花白萝卜一样的胳膊，至于摸过之后又如何，我能得到什么，班花将失去什么，做战略规划时还没有学过生理卫生，想不清晰。后来我成功地调到了第三小组，一年内身高长了十三点五厘米，也终于学习了《生理卫生》，但是那个摸白萝卜的长期目标一直就没有实现。
再后来我进了一个最著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受到了最科班最严格的战略规划训练。
五轮面试，咨询公司考我的人都没看过我关于古代汉语和初中班花的规划，但是都通过不同的案例发现了我对于战略规划的潜质。玉要切磋琢磨，数年以后，我练就的战略规划基本思路是：首先定下远景和使命，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要问，为什么存在。然后根据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吸引力，明确在近中长期，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即在何处竞争。最后确定如何竞争以及竞争后的财务回报。我清楚，如果套用这个思路，去规划我的二零零五年，我要先定我的远景和使命，比如要流芳多少辈子，要不要努力在文学史上放屁砸坑。然后是什么途径，比如要不要学着写写短篇和中篇小说，时常在大型文学杂志上露些山水，混个脸熟等等。
但是我拒绝这种规划，就象不原意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用光的十二卷手纸和十二管牙膏，或是在我面前一字排开二零零五年将见到的所有好看姑娘和或许能摸到的柔软的手。尽管我只是一只渺小的苍蝇，我要怀着对未知的敬畏和期待，飞进那锅浓汤，试着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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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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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欢喜》序
冯唐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哥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诗里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升起，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轩，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思量再三，决定基本不动手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惟楚有材，于文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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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于文惟盛
冯唐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七十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们的大脑权衡、斟酌、比较、分析，我们的大脑指挥阴茎，我们的大脑指挥脚丫子，我们的大脑指挥屁股蛋子。我们的大脑，丫一刻不停。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为整体没有声音。基本上，脸皮厚表现欲强有丁点姿色会用全拼法录入汉字的就是美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