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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已构成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在海子死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他的联想——代替他呼吸：在那三位父性的王之上，是作为始祖的荷马——相当于太上皇了。荷马是史前的王，同时也可以说是退役的王——他掌握着最遥远的皇权。荷马，无冕之王，众王之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荷马开创了史诗的传统，纪念碑的风范，神殿的框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神曲》、《浮士德》，乃至莎士比亚诗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有人说海子按照自己的涛学理解，勾画了一幅全景式的诗歌家族谱系一一而这谱系的排列也许比诗歌历史本身更为复杂，或者说更需要洞察力。我受到了海子的启发，但并不感到满足。我觉得这幅海子版诗歌家族谱系又是不完整的，带着单亲家庭和父系氏族的倾向。当然，海子也说过，在那三位挣脱了—上帝的亚当型父王之外，也存在着挣脱了亚当的夏娃：——正是这浪漫主义的母亲，哺育了一批永葆童贞的王子型诗人。但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夏娃的面目是模糊的，就像缪斯的面目也是模糊的。夏娃缺席，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女神。有王和王子，却没有王后，没有王妃和公主。打必要加以补充。哪怕是以一种不完整来弥补另一种不完整。
假如说荷马是诗歌的太上皇，皇太后则必属萨福无疑了。萨福同样是古希腊的一个巨大的幻象，一个写诗的海伦。她被柏拉图称为九位缪斯之外的第十位缪斯。可惜她流传下来的乳汁有限，无法提供直接的营养。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缪斯那女神的形象更为人性化了。她是一个母性的象征。
白朗宁夫人也许只是一位小小的王妃，但她咏叹爱情的十四行诗多多少少回应着萨福那竖琴的绝唱。温香软玉，导致她无法真正地介入诗歌政治之中。更多的时候她仪仅作为书斋的装饰品而存在。—个诗坛的花瓶。
真正的；正后是谁呢？是如下几位：狄金森、四尔维亚·普拉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并不仅仅是正的配偶，她们简直称得上是诗歌的女王。这是一座彻底摆脱了寄生性的自足的后宫。即使在王的尊严与王子的清高面前，热烈如火的她们也毫不逊色。她们赢得了诗歌的女权。
狄金森是十九世纪的修女，她借助神的指点在晦暗的闺房里完成了自己的炼金术，蜜蜂的刺构成其诗歌的骨头。普拉斯呢，她是一个女性的荷尔德林，生活在忧郁、绝望乃至疯狂之中，造成了黑夜与白昼的分裂；而且她像一些崇尚烈土之风的诗歌王子一样孤注一掷，以自杀的形式早退。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更像是俄罗斯的一对姐妹花——虽然她们拥有色彩相异的花瓣与梦境。有月亮之称、与作为太阳的普希金相抗衡的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幸运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而她的后半生又因世事变幻成为一尊受难的女神，她的光环与泪水都是白银打制的。至于茨维塔耶娃，则是一团呼啸的乌云，以侵略者的姿态占有着审美的天空；这位承担着圣殿祭司的神职的女巫，自缢于倾颓的后宫……人类诗歌的四王后哟，体会到了另一半世界的苦难与焦虑，却又保持着精神上的清洁与尊贵。她们是女王，是女王子——她们的爆发力与耐力不亚于那些强壮的王、冲动的王子。我该以什么献祭这比肩而立的四王后呢？还是以忽略了她们的存在的海子的诗吧。我以这种方式代替海子作出补偿。
海子有一首诗叫《四姐妹》，是怀念自己一生中爱过的四个女孩的——可借用过来，形容远方的这四位女诗人：“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尤其还强调了“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假如说这四位女诗人也是糊涂的，那只是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向诗歌的王挑战了——由此便展开了悲剧的命运，由此便比所有女性承受了更多的苦难，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她们一点都不知道逃避，反而以血肉之躯迎上去……这勇敢的四王后哟，比命运女神还多一个／比王还多一个……
在海子出具的王子名单里，没有被点明的，或者说被省略号概括的，似乎还应有济慈、拜伦、莱蒙托夫、波德莱尔、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直至金斯堡———位嚎叫的混血儿王子。
诗歌的李尔王，诗歌的埃及艳后，诗歌的哈姆雷特王子，共同构筑起舞台一样的星空。而这张时间的地图可以一直上溯到荷马，上溯到萨福。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诗歌家族。这就是流浪的诗人们的祖国。
卡夫卡的病
卡夫卡的肺叶，有虫蛀过的痕迹。所以他不得不大声咳嗽，连稿纸上都溅有血迹。我看见的是一棵生病的树，首先从叶子开始腐烂的。即使它有再完好的根须、再坚挺的枝条，也无济无事，只不过延长其痛苦的过程。卡夫卡的小说，也笼罩在慢性病的阴影里
1917年8月初，卡夫卡第一次吐血，他自己曾加以描述：“我突然在民办游泳学校吐出了一些红色的东西，这真是又奇怪，又有趣，不是吗？我看了一会儿，就马上把它忘掉了。后来吐血的事经常发生，甚至发展到只要我想吐，就可以吐出红色的东西来，好像完全随心所欲了。这事不再有趣，反而使人感到无聊了，我也就随之把这事又忘了。”不久以后，他的左右肺部出现大咯血，在床前吐了一摊，吓得前来打扫卫生的女仆惊呼：“先生，你会活不了多久的。”而卡夫卡本人则无动于衷，似乎并不很在意能活多久。他已经习惯于精神的痛苦了，与之相比，肉体的痛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卡夫卡的肺，出了问题。卡夫卡的身体，出了问题。而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为后人所目睹的，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卡夫卡时代的文学或作家，都无法剔除病的影子。譬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中世纪的大瘟疫，而书中讲故事的三男七女，刚刚逃离佛罗伦萨——那可怕的被死神掌握的城市……折磨着卡夫卡的则是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尚是不治之症，患者等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卡夫卡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多少畏惧，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向死神的捷径：“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一场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流血的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我会失败。事实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肺病快成了作家的“职业病”。与卡夫卡生卒时间较接近的，肺部有毛病的还有契诃夫、鲁迅等人。难怪有个叫庞培的中国人要说：“我只知道诗人更多地死于肺——他一定也是从肺开始的……他们的呼吸都不好，都不畅顺。这广大的世界对于他们只有郁闷的人群和一点点近乎窒息的生的乐趣。可见诗歌对于肺部的要求分外严厉，或者说诗人的命运里面有那么一点冷酷的肺的成分。”
在卡夫卡之后，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譬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可见作家对人类的疾病格外的敏感。
和那些具有医生眼光的作家不同，卡夫卡自己就是个病人。这给了我如下的印象：最好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医生写的，譬如契诃夫、鲁迅等都曾学医，要么是病人写的。只有神才不生病，而不生病的神是不会写诗的。对痛苦的理解与感受，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命脉。
卡夫卡假如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像顺风的船帆那样，恐十白就写不出那一系列阴郁得简直令人窒息的小说了。那将是另一种损失。残缺的肺叶，是卡夫卡创作的根。它甚至还左右着他的呼吸。
即使卡夫卡真的有一健康的饱满的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仍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所折磨。否则，他就不是卡夫卡了。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茁壮成长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模样。
卡夫卡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病态，男人中也会有林黛玉一类的人物。只不过卡夫卡不是把血咳在喷香水的手绢上，而是咳在苍白的稿纸上。卡夫卡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他小说中的病态。那是伤口——他曾说伤口是小说中孩子的全部家当——是疼痛，是呻吟，是命中注定的罪与罚。现实在他眼中，是血淋淋的。
卡夫卡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如同一个无法被认可的病句。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病句，一个闪现在文学史里的病句。读多了平庸的作品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常规的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卡夫卡消极。可转化在作品中，消极却是一种力量。“私下里我根本没有把这种病看作肺结核，而是把它看作是全面崩溃。我相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停了——血不是从肺里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位战士捅的关键一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他把疾病视作对手了。哦，那身体里的刺客！
如果要以一种色彩来比拟卡夫卡，我只能选择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卡夫卡。实在想不到呀，在卡夫卡身上，灰色反而比其他色彩更为灿烂、更为耀眼。灰色的面孔，灰色的肺叶，灰色的人生观。卡夫卡做的所有梦，都是在徒劳地填补内心的一块空白。这只能增强它的饥饿与贪婪。这块空白，是卡夫卡身体里的死角——怎么够，也够不着，或者说缺口。
花瓶自诞生之日起就梦见了最后的破碎，那仿佛是更具真实感的情景。所以，它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