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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越窑这两种瓷器，是统领中国唐代瓷器的两支大军。在这两支大军之外，还有很多小部队，比如长沙窑，也叫铜官窑，窑址就在今天的湖南长沙附近。
长沙窑很重要，它开创中国瓷器釉下彩装饰、文字装饰之先河。长沙窑有很多文字装饰，在瓷器上写了很多世俗俚语，比如“仁义礼智信”。还有我们在《全唐诗》上都查不到的唐诗，因为长沙窑是唐代的窑口，所以它上面写的诗都可以称之为唐诗。比如：“上有千年鸟，下有百岁人。丈夫具纸笔，一世不求人。”这听着像诗，也像顺口溜，很通俗，表明了当时人生活的状态。
唐代的另一种装饰非常强烈的瓷器，叫鲁山花瓷。鲁山花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也非常重大，窑口在河南。上面装饰很多大色块，明显是有意识地涂上去的，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现代抽象画，不具象。长沙窑往往会画只鸟，画朵花，很具象。
鲁山窑的花鼓非常有名。我一开始喜欢陶瓷的时候，也研究了很长时间。我当时不能想象，一个这么大的瓷鼓背在身上多重啊，也很容易碎，腰鼓要拍来拍去嘛，总觉得不成道理，但古书上记载非常明确。
鲁山花鼓比较罕见，所以当你碰到的时候，你往往不能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就碰见过一个，人家从乡下给我背上来，他不知道是什么。这腰鼓没蒙皮子，两头是通的。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中间细、两头大，也盛不了水，也盛不了粮食，什么都干不了，这干吗的？”我当然装傻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看到东西，有大量书籍可以去翻，大部分还能猜出来。当时找本书都很困难，根本找不到。信息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资讯，这个东西就得放弃。我就说：“我也不要，这东西太大了，干吗用啊？”那个人说：“你得念我从乡下背上来不容易，你多少也得给我点儿钱。”后来我就把它买了，至今还在我手里。后来我跟很多人说这事，人家都不相信，说怎么那么好的东西让你碰到了？但事实还就是让我碰上了，一生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算是传奇。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朝代，其开放的程度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当时有大量的文化交流。中外交流非常多，在长安城里到处都是外国人，有点儿像今天。当时外国人带来了很多外国物品，跟中国人交流，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瓷器。比如唐代的龙柄凤首壶，除了龙柄和凤首是中国人的概念外，壶的造型以及壶身凸起的人物装饰，都是受西域影响的。这件东西现在故宫，定为国宝。它在解放前就出土了，在一个大古董商的手里。解放后，政府跟这个古董商商量，希望把这个壶匀给国家。古董商贪，想卖高价，国家当然不高兴他卖高价，他也知趣，想了想没什么办法，最后归了国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常年展出。这种龙柄凤首壶，如此精美的可能就故宫这一件，后来陆陆续续又出土过一些，但都没这件精美。
唐代晚期出现了一种瓷器，对中国瓷器影响非常大，叫秘色瓷。秘色，意为秘密之色，充满神秘感。实际上，秘色瓷算是越窑的改进版。今天很多商品都是一代代地改进，历史上的越窑也是这样不停地改进。我们讲过，最早的越窑颜色叫糖黄色，有点儿像红糖的黄色。黄色肯定不如绿色好看，于是它就向绿色慢慢过渡，要追求这个绿色。秘色瓷的颜色就非常青绿了。
目前为止，明确发现秘色瓷的就是陕西法门寺。法门寺的物品入库有单，上面写着“秘色瓷”多少件。因为有了法门寺这批东西的出土，才把我们传了一千多年的秘色瓷的谜底揭开。原来谁也不知道“秘色”到底是什么色，它是一个秘密的颜色，是一个你甭想看到的颜色。
法门寺在陕西扶风法门镇，系唐高祖李渊定名，寺中供奉佛指舍利。这枚舍利是佛教的至宝，由七个函套装着，一个套一个，最里面的函装着舍利。因为法门寺的塔突然塌陷，国家在抢救性挖掘时，发现塔下有个地宫。这个地宫从埋好到发现，中间没有任何人骚扰过，埋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所有的物品都是当时埋下，文字写得清清楚楚，一共出土了2499件文物。其中，对中国陶瓷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明确了秘色瓷是什么样子。因为法门寺秘色瓷的出现，民间很多过去不能解释的事全都迎刃而解了。唐代的法门寺在做佛事的时候非常隆重，所有人都顶礼膜拜，皇上亲自主持仪式，所以法门寺里埋的一定都是最高等级的东西，比如大量的金银器。那么，秘色瓷一共埋进多少呢？14件。门口搁着1件八棱瓶，剩下13件都搁在一个大盒子里。地宫里的《衣物账》上注明：“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写得很清楚，每一件都对得上。
我最早喜欢瓷器的时候碰见过很多秘色瓷，但当时不知道。法门寺不出土，谁也不知道什么叫秘色瓷。我就总觉得这个瓷器的颜色跟越窑有区别，按照越窑的标准，这个绿色不正。这种秘色瓷的价钱也忽高忽低，很多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绿色的瓷器可能是龙泉地区烧的，窑口也不明。那时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像现在。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拿来很多，我挑一两件买了，剩下的都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可惜，当时应该把它们都买了。
到了秘色瓷的时候，瓷器开始有了宫廷特征。后来说的“官窑”的概念是宋代形成的，宋代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惟独秘色瓷，开始有了官窑的雏形。比如唐代诗人徐夤，写过一首诗《贡余秘色茶盏》，“贡”是上贡，说明秘色瓷不是专门为皇帝烧的，但要为皇帝上贡，所以它带有官窑的一些特征，是官窑的一个前奏。诗是这么写的：“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他就描绘这个瓷器有多么漂亮，说它像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都是溢美之词。但我们注意到，诗里表明这种秘色瓷的颜色已经不是黄，而是绿了。
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嘛。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说：“这个包，你现在别看，路上也别看，到家以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下一讲就开始讲宋代的官窑系统—五大名窑。
宋代的五大名窑和民窑的八大系统，只有官窑和哥窑的命名方式是特例，其他都是以窑口地址作为命名的依据。汝窑不用说了，就是宋代汝州所烧的窑；定窑，就是定州所烧的窑；还有北方的耀州窑，南方的吉州窑、龙泉窑，都是以地名命名，一直沿用至今。
汝窑的窑址过去不明，到底在哪儿不清楚。以前我们推测，汝窑一定在汝州辖区之内，大部分人认为是在河南的临汝县。直到20世纪80年代，汝窑窑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被发现，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个窑口的位置。一般来说，皇家专用的窑口都会离皇城非常近，原因是容易控制，下达指令很方便。比如下指令烧个碗，烧个盘子，没多久就能烧回来。宋代的国都是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而汝州离开封有多远呢，今天算来大概有400里地；烧钧瓷的禹州呢，大概有300里地；宝丰大约有500里地。“里”，指的是市里，不是公里。古代的500里是很远的距离了，不像今天，当日往返都没问题，在古代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宝丰的条件不构成一个皇家专用的窑口。
汝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的魁首，是老大。汝窑名气很大，自古以来的流传甚广，我们一说就是汝、官、哥、钧、定。南宋人叶（音置）在《坦斋笔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这是南宋人的记载，他生活的时期离北宋很近，所以非常可信。“芒”，说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术语，有两种解释：常规的解释就是指碗的口部是涩圈，没上釉；另一种解释就是光芒，指白色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