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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的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的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勤能补拙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康熙早期的瓷器，很少写款。原因是康熙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不让写。但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得最多。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电视剧里常能看到。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可瓷器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
康熙中期以后，瓷器上大量书写汉字，写得比较多的就是《赤壁赋》、《醉翁亭记》、《圣主得贤臣颂》等等。再有就是康熙六十大寿时烧的青花万寿瓶。所谓“万寿瓶”，就是在大瓶上面写一万个青花的“寿”字。今天写一万个“寿”字，我估计一个人得写一个月。用一万个青花寿字装饰的大瓶，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各有一只。
康熙本人写一笔非常好的汉字，我讲过，他喜欢董其昌。董其昌是当时江南的精神领袖，康熙写一笔董字，目的就是要平息满汉的这种文化冲突，然后取悦和说服江南的文人。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所以他有一半汉族血统，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天生也有亲近汉文化的基础。
康熙中期以后，出现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的笔筒。康熙深知汉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不可撼动。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是他统治江山的必要手段。《圣主得贤臣颂》是怎么回事呢？西汉有一个人叫王褒，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圣主得贤臣颂》，意思是一个圣主，得了一个贤臣，两人共同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在清初的政治背景下，《圣主得贤臣颂》就成为满汉皆能接受的一种官样文章，写在笔筒上，摆在文人的案头。
下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