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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也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二此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处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2穿山镇！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1”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一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着，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
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二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作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雪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套，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打起发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1）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2）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
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涌了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裙子，热得满头大汗、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样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理，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她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锌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撩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过，认出了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四。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工夫，也说不了话，但在根下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骇了大家，尤其是骇了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织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军头蚊
一种很小的蚊子，特别黑，细看的话黑头上还有一个小白点，咬得出来的红斑不算大，却奇痒无比，可以持续三天左右。马桥人把它叫作“军头蚊”。人们说，马桥以前没有这种蚊子，只有菜蚊子，就是那种体积肥大的灰色家伙，咬出来的红斑虽然大，但片刻工夫就消散了，也是特别痒。马桥人还说，军头蚊是省军带来的，那年彭叫驴子的省军打到了长乐街，驻了十来天，留下了一堆堆猪毛和鸡毛，还留下了这些好生毒辣的蚊种。
军头蚊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乡下领教过蚊子的厉害。尤其是夏天收工很晚的时候，蚊子发出嗡嗡嗡的宏大音响，密密扑在人面和赤脚上，几乎可以把人抬起来。归家人太饿，双手只能照顾吃喝，管不了别的。因此我们一边端着碗狼吞虎咽一边必须跳动双脚，跳出惯有的餐时舞蹈，稍有停歇，就可能惨遭蚊群的围食。偶尔腾出手来，往脚杆子上随意摸一摸，就能摸下几条纹尸。人们已经习惯了摸蚊子而不是打蚊子，因为手脚毕竟是自己的皮肉，不堪重复无数的拍击。
夜深，蚊子似乎也累了，休息了，嗡嗡声会变得稀薄一些。
马疤子（以及1948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个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大人物，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分。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了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录下他的话，满园子酸酸的豆法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一九八二年这十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