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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日子很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的前夕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莱莉花的方式中得越来越暖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用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上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以使人想见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一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
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一块肉上开始自己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自己众目要民千夫所指之下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房。我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作“放转生”，显得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脱了苦海，是一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淋漓的污血和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就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骨子大不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也要去看看，去指手划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博大。
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下全部没入皮肉——早已把刀直桶桶地送入胸口，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出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把刀从容地揩拭干净。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巳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地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着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一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是盐午。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八十。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还是个在校的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没工夫来排戏，也矮得没法上台，但躲在台后的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正派反派生角旦角的唱词全部包下来张口便有，台上的人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十难度极大的高，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的夜空圆润饱满地飞旋，让我大吃一惊。他一个脑袋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人们不折下腰还没法看清他的脸、为了不误课，他唱完就跑了，消失在夜色里了，我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京剧样板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退，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不怎么挂相。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
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高手和凶敌的狠劲，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了一些棋谱，找他再下一次，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外做工，躲得远远的，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没出过多少工，在家的日子都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回来。
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顶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通过一回。过一段碰到他，得知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一据说在长乐街和县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马桥人却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一直很宽容。
相反，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国家粮，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他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还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的方子都没得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本义的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是有话说。他们说决不是盐午的方子不好，只能怪在乡下药抓不齐，要不然本义的娃崽根本用不着到县里去又缴用费又吃亏，还挨了一刀，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有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的料，是个坐班房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少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了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到下村去办点事，发现公社的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为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既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敬烟，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的关系特别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永远是一个乖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和启发的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连续两天没怎么合眼，回到马桥已是深，困得深一脚浅一脚乱窜。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有一台闹钟坏了，要请他去修修看。
他岂敢停留，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了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摔到高坡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尤其是两只探出来的脚，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爆，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了红亮亮的根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蝗，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身上的血花花的景象，骇得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盐午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蝗吸得一干二净。
他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