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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盼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得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给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泼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践声从月光深处游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了三枪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呼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了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多半的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后了。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日，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狗再次看我一眼，掉头而去。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自，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运，他们关于暂的词汇量破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自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冬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顺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人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一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厂，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效票”、“老话”、“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
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氯当然，他们一旦进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营、歧很、歧义、歧视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