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睚眦大的用也没有”的“奶崽”吗？
——此为静态。
从长沙到湘西，从平原到深山，从现代文明的大城市到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寨子，留下了作家有意识考察楚文化源流的脚迹而沿着这条路似乎又无意识地探寻到了另一条文化失落的线索——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叉行行兮开坳口，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鸡头寨由于打冤家（以及其他无尽的天灾人祸的自然为害和自我找毁）直接引发的威胁整个寨子生存的危机，于是人们“赶着牛、带上犁耙、棉花、锅盆、木鼓，错错落落，筐筐篓篓”的“过山”了。唱着这支流传久远的满含民族痛苦的歌，这属于“凤的传人”的一支就这样从“东海”到“西山”，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向更深远的山林里去了”。这也是一个象征，表现了一种文化逐渐衰蔽、退化和销匿的行程——一条只遵循单向不可逆的“文化隔离”规律的行程——此为动态。这使人想起本世纪人类学考古中的那些惊奇的发现：隐匿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崇山峻岭、热带雨林和蛮荒海岛中的稀罕的部落，自然地理环境保护了它们，却又限制、封闭了它们，隔断了它们文化交流和进步的道路。
静态的文化原型和动态的历史演化的交汇，标示出文化反思的坐标点，这对着眼于现实和未来的选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韩少功的《爸爸爸》是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的。
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文化热”流，包括有两个文面的倾向。一个姑妄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派，主要致力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追思、考查。这中间包括汪曾祺、韩少功、郑万隆等作家。另一类姑妄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派，偏重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情感态度中去反映积淀在现实人生和个体心灵中的民族心理情感的底蕴。这方面的作家有陈建功、叶之蓁、张承志、阿城等。也有在创作中兼及两者而得之的作家，如贾平凹、郑义、李杭育、乌热尔图等。这样划分比较简单粗略，事实上，不少作家是常常致力于两个方面的思考，并力求在创作中获得综合的把握。
饶有意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普通社会学，可能是今天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这确实值得思考。
总的来说，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反思应视为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这种思考并不是社会生活前进的附属物，恰恰相反，它正是使历史向前迈进的前提。
但我们的着眼点毕竟要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因此，以民族文化为基石，以新的大文化意识——即文化不仅是归属于意识形态的精神现象，而且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结构构成中，是人类社会各种领域的眼本质的特征——为指针，从更宏观更开放的角度，把当代人的情感心理当作一个整体（其中也包括以一定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为范围的区域），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进行把握，这可能是我们文学的重要的历史使命。
（原载《当代文坛》1985年第10期）
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
严文井
——致韩少功
少功兄：你七月八日的信很快就收到了，十一日我就找齐了三篇小说，并立即开读，印象颇佳。为了证实我不存偏见，我发动老伴也来阅读它们。她的勇敢的称赞使我信心加强，我决心再一次阅读，目的是为了仔细品味，大约在十七、八这两天里，全部工程俱已完成。回信则晚了几天，这是不得已。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无事”之“忙”把我捆住了。
确实，近年来，我也有了些不合乎我性格的交际应酬，但这个界限很不好定。
对于和朋友们的互相探讨，我从来没有列入“应酬”范围。和朋友交谈，兴之所至，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知晚之将至，也不知晨之将至，我不大想到掌握时间，因此老伴又颇以为我是喜欢谈和听废话、喜欢浪费光阴，说而不能行（未抓紧写）的，给了我不少好心的埋怨。扯得这么远，不过是想说明，我本来还可以，还应该早个几天给你写信的。
话又说回来，拖几天再动笔也许有些好处，让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自己，我下面的话，是用近于极端冷静的态度来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入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我认为你的一些想法，已在这三篇新作中得到了体现。这是功有应得。
下面，我只以一个读者的身分来谈自己的感受。这样做，对我说来，也许比较省力。
我是一个苛刻的读者，不喜欢阅读任何变相的抄袭（哪怕是抄袭自己）之作。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丙崽如果也写作品，他那种不是称人为“爸爸”，就是骂“X妈妈”的白痴式的简单态度，给予即使是另一个白痴，可能也接受不了。
我欣赏你这三篇新作，认为都超过了我所读过的你那些值得称赞的旧作。你逐渐变成了你自己，实现了你自己；不多不少，正是你自己。前人给过你不少东西，那些东西现在只是你脑内构成新的意识的一些正面、反面或中性的材料和符号。你编成了自己的软件，运算了复杂生活的某些难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以表现。这种从习见常闻的事物中化出的独特并不悖于生活，而是作者接触生活层次的提高或深入的结果。因此，作者敢于能于见人之所未见，表人之所未表，而且十分精细（这个“精细”决非指“繁琐”），结果使有些读者不免大吃一惊，使有些读者不免瞠目结舌，前一部分读者可能借光，从那些“独特”的“新”。里得得启发。什么启发？多半不会是某种新闻报道所企图达到的“目的”，而有些象听一个好的交响乐对人精神上以至情感上、情绪上引起的一种“兴奋”（所有引起欢乐、悲壮、哀愁、沉思等等心境这一些可以说是相似但又不同的精神上的真正反应，我一律筒称之为“兴奋”；因为，我不承认艺术的效果是为了引起“抑制”）。我不准备猜测那后一部分人的内心。但我想，如果你这三篇新作被斥责为晦涩难懂，如何如何不好等等，那也是意料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前一部分读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鸡头寨的人尽管都是刑天氏之后，到底也能分得出几大类来，多数都比丙崽要强一些。
我相信凡是耐咀嚼的东西都要经过很多人长期的咀嚼才能品出味来。你这三篇作品，特别是《爸爸爸》还经得起下几代人的咀嚼。我这样说，好象在算命，有些可笑。其实我是乐观的，悲观里的乐观。
你有些令人害怕，因为你“发现”了那个早已存在但很少人谈到的刑天氏的后代。更叫人震惊的是你发现了丙崽。你描画的这个白痴现在一直在威吓我，今我不断反省我是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丙崽。这个毒不死的废物，一直用两句简单的语言（态度）在处世混世，被人嘲弄，而他们存在却又嘲弄了整个鸡头寨以至鸡尾寨。
我仿佛嗅到了那股发臭的空气。悲哉！
你画出了丙崽，帮我提高了警惕，首先是警惕我自己。你这个丙崽和阿Q似乎有某种血缘关系。凡中国的土特产，自然有些共同点；我们不必为此去做什么考证。
丙崽当然不是阿Q。这个怪物更可怕，他看来最容易对付，实际你无法对付他。即使那次天不打雷，拿他的脑袋祭了神，他的鬼魂仍然会在山林间徘徊。
“爸爸，爸爸！”
“X妈妈，X妈妈！”
一卑一亢，一个乞怜一个蔑视，态度倒是鲜明，却再也没有别的语言，别的态度。不被别人欺负便欺负人，只是短缺平等，这也算是一种华夏文化吗？
正是：真事荒诞得十分出奇，怪事又真实得十分确凿。我越来越感觉在真实与荒涎之间难于画出界限。
你的寻根，得到了成果。你对根并未预先决定褒或贬，而是找出来让大家思考，这比简单地进行褒贬有意义得多。这种中国的历史产物永远也不能从地球上悄悄抹掉；相反，从人类多元的文化结构看，中国作家有责任把自己的根挖掘出来，正视它们的特色，既不迷信瞎吹，也不盲目护短。长就是长，短就是短。我赞成你严格冷峻的对待事物的态度。
《爸爸爸》的份量很大，可以说它是神话或史诗。如果给它戴帽子，说它是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或二者的结合，都无不可。它里面包括了好几个几乎都不是“正面”的因而难以赞扬的典型，的确又都是典型。丙崽那个怪物，它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议论，我无法猜想。我只知道，谁也无法取消他的存在。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要存在下去，至少还要存在一个时期。
《归去来》和《蓝盖子》都是独具眼光独具风格的艺术珍品，我的玩味不能在这里细说了。
极希望有一个时间能见面详谈。我没公开写文章，其实，几年来，我的着力点之一，也是在寻根。可怜得很，我不能象你那样，直接去研究生活。我只能倚仗书，可是，书也没有你读得多。可能只有这一点，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在没清楚之前不服输，是和你一样的。
专问近好。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载《文艺报》198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