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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马克思向来反对歧视和迫害妓女，认为她们是无产者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斗争，也包括解放这些阶级姐妹。这一理论成为后来新中国在初期禁娼运动中的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获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风尘女子”是个内涵丰富的组合，妓女是这个组合的突出代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复杂人生。从某种角度说，因了职业的特点，她们比我们更洞察人情世事，也就更具丰富性。正视这个群体是还她们本来的形象，也让我们有个接近真实的客观认识。在1990年和1999年间，我曾在上海和海南做过几次关于卖淫女问题的采访和报道。虽然采访的只是一些地下的老鸨以及流落街头的“神女”（有些跟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极其相似），其中呈现的丰富性仍令我吃惊。我发现，尽管有不少人说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迫不得已，也有些人撒谎说是父母得了绝症，自己要尽孝心才从事这“屈辱的行当”，但大多数人其实原来都有自己的职业，因种种原因放弃后才选择了相对自由和收入高的“神女”职业。
2002年夏天，我从美国几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推出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发现了一本名为《妓院》的书高居榜上。这本畅销书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一本调查报告，记录的是一位女医生到内华达州合法妓院体验生活的亲身经历。因为作者眼中的妓院与很多人想像的不同，更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从这本书的介绍中，我发现，不论中外，人们真实接触到的妓女与想像中的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妓院》的作者阿历克萨·艾伯特是美国西雅图市一家儿童医院的女医生。她在大学时亲眼目睹了许多美国妇女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事，逐渐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篇介绍内华达州妓院“野马牧场”的文章（内华达州是美国惟一使妓院合法化的州，“野马牧场”是全州二十五家妓院中生意最红火的一家。据悉，该院每年要接待大约三十五万名嫖客），遂引发了她对妓女生活的多种疑问和极大好奇。
艾伯特的调查自然也受到了不少阻挠，但她还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有几次，她还被允许观看妓女们与嫖客如何进行肉体交易。在几年时间里她曾多次深入“野马牧场”，在妓院待的时间超过了七个月。后来，她将自己这段宝贵经历写成了调查报告《妓院》。她的出奇制胜之处，是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其实也是很多人认识的盲点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出来。
艾伯特在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比如，她披露了这样的细节，在妓女当中，竟有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妪。这么老的妓女也有人会看上吗？艾伯特自然表达了她的疑惑，妓院老板表示，正如什么样的妓女都有一样，什么样的嫖客都有。有些男人有奇怪的癖好，专嫖老妓女便是其中之一。艾伯特发现，无论是妓女之间，还是妓女与固定嫖客之间，都存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友谊。有一些所谓的嫖客到妓院里来并不与妓女发生身体接触，他们只是让她们陪着像情人一样聊天。也就是说，到妓院里去的男人并不全是为了发泄性欲。她在书中写到：“其实，妓院与医院之间也并不存在多大差异，只不过妓院出卖的是性，而医院出卖的则是药品。‘野马牧场’的妓女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美容师或是商场里专卖化妆品的售货员，这足以说明她们从外表看起来与一般良家妇女根本没什么两样。这也是现代妓院与以前的妓院不一样的地方。”
《妓院》初稿完成之后，艾伯特再次来到“野马牧场”，此时，她对妓院的看法已经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她说：“当年我来这里时，还是一名为女权奋斗的学生，认为卖淫就是色情活动，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严重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但经过数年的调查，我终于明白内华达州为何会让妓院合法。妓院里的妓女竟然可以让卖淫这种行为发生得非常安全，嫖客们既不必担心会传染上什么病，也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暴力。既然没有能力消灭嫖妓，如果让这种行为在地下泛滥，让相关的疾病泛滥，倒不如加强对妓女的管理。”
据说，“野马牧场”由于后来经常出现嫖客敲诈勒索的事情，被迫于1999年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内华达州仍是全美国惟一将卖淫合法化的州。尽管公众反对的呼声很高，仍有至少二十五家妓院照开不误。
讲述这本美国的畅销书，我并不是想说明妓院的合理性，而是提醒自己，真实永远比想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以模式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群人都有着极 大的丰富性，何况是与各色人等最“贴近”的风尘女子。
我们总想获得一种非此即彼的结论，面对复杂多变的某个领域的人群，比如风尘中的妓女，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叹息摇头，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们崇高的道德情操。殊不知，我们想当然的一些看法往往是幼稚和概念化的。任何涉及情感肉体杂糅的关系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一个人一旦以风尘的面貌示人，那印记似乎永远都消除不了。在意大利影片《玛琳娜》（《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名模莫尼卡扮演了一个被迫陪纳粹军官纵欲的风尘女子，后来她还演过不少其他角色，都脱离不了风尘的味道。（意大利影片《玛琳娜》剧照）
几年前，有人在抨击散文家余秋雨时，曾说在妓女的小皮包里搜出的随身“工作”物件中，发现了《文化苦旅》，为此颇有不少拥余派大骂抨击者用心的险恶。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愤怒，我在当年的采访中确实有此发现，不少风尘女子喜欢看《文化苦旅》，这只能说明余秋雨的散文具有极大的文化普遍性和共鸣性。“有井水处就有柳词”、“有华人处就有邓丽君的歌”，这“有处”当然包括那些无处不在的风尘女子，只要不对风尘女子心怀傲慢与偏见，无论如何这种现象都可看做“利好消息”，至少说明，那些风尘女子的文化品位是在逐步提高的。
古今中外，风尘女子多才女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人所共知的李师师、薛涛、柳如是、潘玉良、小凤仙等名妓都是名重一时的才女，甚至是烈女。1999年，我看了美国电影《危险的美人》（又译《红颜祸水》），再次感慨风尘女子和才女是如何混淆而难以辨别，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清晰剥离的。《危险的美人》改编自玛格丽特·罗森塔尔的传记文学《维罗尼卡·弗朗克》，讲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一位传奇妓女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正好与我国的《杜十娘》相同）。那时的意大利女性通常是作为丈夫的一笔财产而存在的，而只有妓女才可以接受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女子要尊严就无法受到教育，而要受教育就要失去女性的贞洁，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悖论。事实上，在当时的威尼斯，妓女并不被认为是可耻的，高级的妓女往往有着非常高贵的身份，甚至作为举足轻重的外交家出现，当时就有“政妓”、“圣妓”之说。影片中的女主角维罗尼卡在母亲的教唆下，从羡慕、拒绝到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高级妓女。她周旋在达官显贵之中，以出众的美貌和才华让无数要员倾倒。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她“受命于危难之间”，毅然前往与变态的法国国王共赴巫山，从而赢得法国的军事支持，拯救了濒临战火毁灭的威尼斯。通晓诗文与时事的维罗尼卡在与那些趾高气扬的贵夫人们一起交谈时，不卑不亢地说：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教育”。在这个有着良好教育的高级妓女面前，那些贵夫人反而自惭形秽，只能哑口无言。维罗尼卡最终以慷慨激昂的雄辩为自己解除了无端的牢狱之灾，她和自己的心上人漂流在海上，去寻找自己憧憬的伊甸园去了。
维罗尼卡是个风尘女子，她靠出卖色相谋生，其本质与我们靠出卖劳力和智力谋生没有什么根本差别。要说高低贵贱，很难有人将其划分得令人口服心服。在我看来，她们的出卖至少要比那些靠出卖人格、卖友求荣者来得真实和高尚。维罗尼卡通晓诗文，她心地纯净，见义勇为，身在浑浊的风尘却保持了难得的清纯，这让人不禁想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
风尘与清纯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它们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采访中，曾有位“风尘女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一次卖淫时，与三个嫖客群宿被抓。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模样非常清纯，在与她交谈中，她还让我看她写的诗歌。那诗并不成熟，但很清丽，有些席慕蓉的味道。当我说到席慕蓉，她特别兴奋，她说那是她最喜欢的诗人，并声情并茂地为我背诵了好几首席慕蓉的诗。
席慕蓉的诗一向给我以优美清纯的印象，那个小小的“风尘女子”的背诵，让我蓦然思忖席慕蓉诗歌中风尘与清纯的成分差异。我吃惊地发现，我熟悉的几乎所有席慕蓉的诗歌，都是清纯外表下满贮着风尘的味道。过去我以为它们对我最大的感染是其中的清丽与纯真，现在，我似乎悟到，那其实是浓得化不开的风尘。比如，她的名作《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这首诗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风尘女子在曾经沧海后对未成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