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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他把关节处的那块美味的脆骨咬了下来。此后，除了爪子上的厚皮和耷拉着的筋，腿骨上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把鸡骨放在床头柜上的一张纸上。
叶夫列姆没有应声。这位虚弱的人回答得如此干脆使他很不高兴。既然是思想信仰，那就只好闭口不谈了。
于是他打开书，又专心读了起来。他自己也想弄个明白，究竟怎样回答才算正确。
“那是本什么书？都写了些什么？”西布加托夫放下棋子问道。
“好，听听吧……”波杜耶夫念了开头的几行。“‘一个鞋匠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地……”
但朗诵起来是很费力的，且时间又长，所以他就靠在枕头上，开始用自己的话向西布加托夫复述，自己努力在头脑里把故事重温一遍：
“总之，鞋匠开始借酒浇愁了。有一次他有点儿醉意，把路上遇到的快要冻僵的米哈伊尔带了回去。老婆骂他，说自己的日子都不知怎么过，还带个白吃饭的回家。可是米哈伊尔干起活来腰也不直一下，他学会了统鞋，手艺比鞋匠还高明。有一次，那是在冬天，一位老爷坐车到他们那儿，带来一张贵重皮革，要加工订做一双长筒靴子，穿在脚上不走样，不脱线。可鞋匠如果把皮革剪坏了，那就得赔偿。而米哈伊尔好像莫名其妙地微笑了起来：在老爷背后的角落里他似乎看到了什么。老爷刚走，米哈伊尔就裁这张皮革，结果剪坏了：统和面连成一体的直拨式长筒靴是做不成了，而只好做成一双平底鞋。鞋匠急得捂住了脑袋，说‘你是怎么搞的，这不等于害了我？’可米哈伊尔说：‘此人为自己做好了一年的打算，哪知还活不到晚上。’果然，这位老爷在半路上就呜呼了。太太打发一个小男孩来告诉鞋匠，说靴子不用做了，而要赶快做一双平底鞋。是给死人穿的。”
“真见鬼，纯粹是胡说八道！”鲁萨诺夫猛然反驳，气愤得咬牙切齿。“难道谈别的话题不行吗？l，000米以外也能听出来，那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那里面究竟是怎么说的——人们靠什么活着？”
叶夫列姆中断了叙述，一双肿胀的眼睛转向了这个秃了顶的人。他本来就很不高兴，因为这秃脑袋差点儿猜到了点子上。书里写着，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这个虚弱的人说的则是：靠社会利益。
两者似乎是一致的。
“靠什么活着？”这话甚至不便于公开议论。似乎不太光彩。“人们说，凭借爱的力量……”
“靠的…提爱！？……不，不，这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金丝边眼镜显得十分得意。“喂，这玩意儿都是谁写的？”
“什么？”波杜耶夫发出牛叫似的声音。他的话被歪曲了，离开了本题。
“暗，这些玩意儿都是谁写的？作者是谁？……你看看第一页上边那儿。”
问姓名干什么呢？它跟问题的实质，跟他们的病有什么相干？叶夫列姆看书没有看上边这姓名的习惯，即使看了，也随看随忘。
现在他还是翻到第一页，并且大声念道：
“托尔……斯泰”
“坏……不可能！”鲁萨诺夫立刻表示反对。“请注意：托尔斯泰只写乐观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东西，否则他的作品是不会出版的。《粮食》《彼得大帝》。他是三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你们当会知道？”
“这并不是那个托尔斯泰！”焦姆卡从角落里插话说。“我们这说的是列夫·托尔斯泰。”
“怎么，不是那个？”鲁萨诺夫拖长了声调说，一是舒了口气，另是表示轻蔑。“啊，原来是另一个……是俄国革命的那面‘镜子’和‘糯米丸子’吗？……你们那个托尔斯泰太软弱了！他在很多问题上，在很多很多问题上认识不清。而应当抗恶，小伙子，应当同恶进行斗争！”
“我也是这么想。”焦姆卡声音低沉地应道。
第九章 Tumor cordis
外科主任医生叶夫根尼娅鸣斯季诺夫娜几乎不具备外科大夫所不可缺少的任何一种特征——既没有那种明显的坚定目光，又没有额头上那种刚毅的皱纹，也没有上下颌咬紧时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她虽已年过半百，但把头发全都塞进医生帽子里时，看到她背影的人常常会呼唤：“姑娘，能不能告诉我……？”可她转过脸来就现出了倦容，满面是舒展不开的皱纹，眼窝下面浮现出小小的肿包。她经常涂鲜艳的口红以抵销这种老相，但口红每天得涂好几次，因为它总是被烟卷抹去了。
任何时刻，只要不是在手术室里，不是在换药室和病房里，她都在抽烟。即使在那些地方她也会找机会跑出来狠命地抽上一支，看上去她就像要把烟卷吃下去似的。巡诊的时候她偶尔也会把食指和中指举到嘴唇上，过后甚至会引起人们争论：她在巡诊的时候是否抽过烟。
这个已现出老相的瘦瘦的女人同身材明显高大、胳膊很长的外科主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一起，做过医院所承接下来的一切手术——截肢，在喉头上切开气管插导管，切除胃，触及肠子的任何部分，在骨盆区内可谓为所欲为，而在手术日快结束的时候，她还往往得去切除一两例发生癌肿的乳腺，作为不怎么复杂而她又技术熟练的工作去完成。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一个星期二或星期五不给女人切除乳房，有一次她一边用干瘪的嘴唇抽烟，一边对打扫手术室的女工友说，要是把她所切除的乳房统统收集在一起，那就能堆成个小丘。
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辈子都只是个外科医生，外科学以外她无用武之地，不过她还是记得并且懂得托尔斯泰笔下叶罗什卡这个哥萨克评论欧洲医生的话：“他们只会用刀拉。真是些傻瓜。可是瞧瞧，山区里的大夫才称得上是行家。他们懂得草药。”
“只会用刀拉”？不，叶夫根尼娅，斯季诺夫娜可不是那样理解外科学！当初，她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一位很有声望的外科专家就在讲台上说过：“外科应当成为善行的化身，而不是残酷的代表！不是给人以疼痛，而是使人解除痛苦！拉丁文里的一句谚语说：镇痛乃神圣之举！”
然而，即使是治疼的第一步——消痛，也离不开疼痛。
在一次次主刀的过程中，吸引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的并不是极端措施，并不是不顾一切，也不是独出心裁，而是相反，尽可能不留痕迹，做得细腻，尽可能做到使内心里感到最为明智——仅此而已。她认为自己主刀之前的那些夜晚，一旦她仿佛置身于电梯之中，半睡半醒的脑子里突然从某个地方浮现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开刀方案——不是已经写在病历卡的那个方案，而是手术小一些的方案——是最幸福的夜晚。待头脑完全清醒时，她就爬起来赶忙记下，第二天早晨则在最后时刻担着风险改变方案。这常常成为她主刀的最成功的手术。
如果明天，放射疗法、化学疗法、草药疗法或者什么光疗、色疗、心灵感应疗法能够避开手术刀而救治她的病人，如果外科学将在人类的实践中遭到消失的厄运，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天也不会为它辩护。
因为她总是能够拒绝的那些手术，正是最最有成效的手术！对病人是最大善行的那些手术，她总是能悟得出来，并且善于改变计划，绕道而行或者延缓执行。在这一方面，叶罗什卡是对的！她最不愿意的就是丧失自身的这种探索。
但她丧失了……在同手术刀打了35年交道的工作中，她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苦了。常常没好声好气。常常疲惫不堪。已不再出现萌生改变计划这种念头的夜晚了。愈来愈看不到每次手术的独特之点，更多看到的是它们那流水作业线式的单调。
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
到病房巡诊他们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她和主治医生。但是几天前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到莫斯科去参加胸腔手术讨论会了。本星期六到楼上男病房去的，不知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主治医生，就连护士也没有。
她甚至不是走了进来，而是悄悄站在门口，身体靠在门框上。这属于女孩子动作。只有妙龄女郎才会那样倚着，知道这种站法优美，比腰板笔直、两肩出齐、脑袋挺立要好看得多。
她就那么站在那里，阴郁地注视着焦姆卡的游戏。焦姆卡把有毛病的那条腿伸直，搁在床上，把一条好腿蟋曲起来，当成桌面，放上一本书，两手拿着4支铅笔在书本上搭着什么图形。他端详着这个图形，说不定会那么久久地望着，但这时有人叫他。他抬起头来，顺手也把叉开的铅笔收起。
“焦姆卡，你这是在搭什么？”叶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带着哀愁问道。
“证明定理！”他爽朗地回答，声音似乎格外响。
他们话虽那样说，但相互注视着对方，心里都明白，双方所关心的事与这些话无关。
“不然时间就白白过去了，”焦姆卡解释，但已不那么爽快，声音也不那么响了。
她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还是那么倚在门框上。不，并不是故意要像女孩子那样，而是由于疲劳。
“要么让我给你看一下。”
一向深明事理的焦姆卡，却显得比平时激动，提出异议：
“昨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过了！她说还得继续照光。
叶夫根尼惭乌斯季诺夫娜点点头。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雅致的愁思。
“那很好。不过我还是得看一下。”
焦姆卡皱起了眉头。他把立体几何放到一边，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