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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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莺芊岣唬�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地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１６００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斠证》、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第七节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竑、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彛�》，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七十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公元前１７９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２０９年－前２０３年）；后者断为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５５年）。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那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３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１）《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溶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３）《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４）《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彛�》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彛�》〃断为战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