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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
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支援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
九节度的军队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去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喧哗，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人口不多，连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可以入伍吗？吏人回答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入伍了。旅客说：啊，中男还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啊？
唐代的兵士，隶属于折冲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入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冲府颁发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已征发去从军，有的死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现在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以为这些青年还没有成长，不能担负守卫王城的任务。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现在口语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肥胖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去，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此景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泣的人安慰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然伤了身体。
天地终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啊！这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喻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出发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如果联系《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便可以看出杜甫惯用这样的比喻，并且还可以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散伙的百官宫女。
“天地终无情”一句，作《杜臆》的王嗣姡б晕疤斓亍敝赋ⅲ槐阏嬖钩⒁凼刮闯啥〉那嗄辏室浴疤斓亍贝妗Ｗ鳌抖炼判慕狻返钠制鹆韧馔跛担炙担骸叭幌嘀葜埽狄嗵斓厣形椿诨鲆病！闭饬礁鼋卜ǎ乙晕伎商致邸Ｊ钥凑馐资暮蠖危鸥Σ⒚挥星丛鸪⒄饔弥心械囊馑迹杂谡獯握绞拢箍隙ㄊ恰巴跏λ场保敲矗谡饫锝沧髦赋獬⑽耷椋拖缘貌豢赡芰恕Ｎ乙晕狻疤斓亍倍质鞘涤茫沂歉创势逵梅āＷ髡咧故撬怠疤斓牢耷椤保谖蘅山馐投忠参咳嗣竦氖焙颍沟霉橹谔煲狻Ｕ馐嵌鄣墓鄣悖诠糯骷易髌分惺浅＜摹Ｆ制鹆淙灰惨晕斓厥鞘抵福嫡狻拔耷椤笔怯捎凇疤斓厣形椿诨觥保词怯厝逯恕！ �
接下去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本来希望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敌人的形势估计错了，以致打了败仗，兵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归其营也。”（《杜诗镜铨》）这个注解恐怕不对。战败的军队，一般总是逃散，决不会“各归其营”。这三个字应理解作“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如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散。散的是什么？是营的编制。
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散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
“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旦夕”，而不必讲作“日日夜夜”。当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以为旦夕之间可以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如果讲作“日日夜夜”地望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意外之事了。
接下去八句，给被征入伍的中男说明他们将如何去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慰。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作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
牧马也是比较轻的任务。这是说，不要他们去远征，而是就在当地保卫东都。粮食不缺，工作不繁重。接着说：况且这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加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对于兵士，显然是很关心抚养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用哭得很伤心，仆射对兵士仁爱得像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当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对于点选中男，作者感到的是同情和怜悯。
但这种怜悯的情绪，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反对这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慰送行的家属作结束。“天地终无情”说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想；“仆射如父兄”说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想。这两个主题思想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这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他以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现了诗人的仁，他要以这种恻隐之心感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现诗人的义，他要以从军卫国的责任去鼓励兵士。这就不是平常的创作方法了。
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称颂这首诗“措词得体”，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实在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入伍的惨状去感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这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味。我以为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各有不同。对战争本身，他们都是反对的；对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此，在从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这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这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是为了“温柔敦厚”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醉人民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一九二九年，郑振铎先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编《小说月报》，但也兼管一些文艺出版物的组稿任务。当时他计划以较大的规模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短篇小说。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制定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规划，分别邀请适当的人选担任编译。对于一些在文学上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即以国为单位。郑先生分配给我的是捷克、波兰和匈牙利三个国家，因为我正热中于东欧文学。分配给戴望舒的是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三个国家。因为望舒的外语专长是法文，这三国的文学作品，从法文本译较为方便。当时约定每个国家的短篇小说要从最早时期选到现代。卷首要有一篇较详细的导言，概述这个国家的短篇小说发展的情况。卷尾要有作者的小传。每卷字数要求在二十万字至三十万字之间，全书估计将为十二卷至十六卷。
我们都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首先是因为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个工作，极希望看到这部大书能够早日问世；其次当然是因为从几乎一百万字的翻译工作中，可以获得较丰厚的稿酬，对生活大有润泽。一九三○和一九三一这两年中，我们竭力挤出时间来从事这几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大约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我们才各自完成了译事，把全稿送交商务印书馆。
这时，淞沪抗日战争刚才结束，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的印刷厂、编译所、栈房和东方图书馆，都在炮火中受到无法恢复的损失。有许多作家的未发表原稿，也都和编译所一起灰飞烟逝。有几位分任短篇小说译事的译者，在战前已交出了全稿。这些稿本，也都损失了。我们的译稿是战后送去的，虽然侥幸未罹战祸，但商务印书馆已无法实现这个计划。一九三五年，王云五编《万有文库》，就把这些原稿每部减削到十万字左右，编入了《万有文库》。卷首既无导言，卷尾的作者小传也仅删剩了生卒年份。我们当时所得到的，也只是这十万字的稿酬。
选剩的原稿，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里搁置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五三年，商务印书馆已迁到北京，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的全部剩稿。原来商务印书馆已因出版业务方向改变，把所存一切文艺著译原稿移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清理到这部原稿，而其时译者戴望舒已经逝世，所以该社把这部原稿寄给我保存。我的三部剩稿，望舒的西班牙和比利时两部剩稿，始终没有消息。当时许多人为郑振铎先生实现这个大计划而努力的翻译工作，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