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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别人的科学成果，当上头头。明明是一个坏分子，阶级敌人！”
“苏联来的全是外国特务，那么你们就是中国特务，就是汉奸！”
“你们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毛主席早就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你搞腐化，全世界都知道，革命人民早就一眼看穿了你的阴谋诡计。你们是在第三实验室里，晚上七点多钟，在一张旧的皮沙发上，看见的人多了，不要抵赖，不要抵赖，欲盖弥彰，铁证如山。男的女的全部没有穿衣服，当然连裤子也没有穿。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批准！光屁股，拉出去枪毙！”
然后，一种很惨然的歌声就从对面的亭子间的窗口传出来了。瑞平的后背生出一股冷风，手臂上平添上了很多的鸡皮小疙瘩。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曲调有一点熟悉，用俄文唱的。嗓音嘶哑，唱得跌跌撞撞，有很多的休止符。
妈妈就站在了瑞平小间的门口。妈妈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口，只说出一个名字：“余子建。”
“他怎么变疯了？”
“他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一定要疯一次的。”
妈妈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床边的小桌上，有一个荷包蛋，一小碟酱菜，还有两个馒头，这是瑞平的晚餐。
瑞平从床上跳起来，附身看着对过亭子间。弄堂里很安静。疯子在这个年代，远远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加上每天此刻，相同的呼叫令人生厌。台灯光线之中的余子建，穿着一条短裤，上身裸露，双手紧握着拳头，白皙的皮肤，肌肉块块绽出。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个红袖章。
他疯了吗？他疯了吗？连他这样的人也会疯吗？
多少年来，对过亭子间的灯光一直是他的灯塔。
还是瑞平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把他叫醒，为的是让睡眼惺忪的他听一听一种嘶哑着朗读俄语的声音，看一看对面亭子间的灯光。在大同坊，余子建大大的有名，比他的校长父亲还有名。在他出国留学的日子里，他的事迹一直在弄堂里流传。这是因为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在早上４点起来读俄语。也就是说，他要比倒马桶的更早。因为父亲是68中的校长，需要“避嫌”。所以他用最优秀的考分到南区的重点卢湾中学读书。他的功课几乎全在95分以上，特别是数学物理，除了100分不可能还有其它的分数。因此俄语的92分就显得有点寒伧。他每天早起，读完俄语，吃完泡饭，才上学去，一路上还在背诵单词。到校之后，他一面打扫教室，一面将一本俄语书拿在手中。在进行那些只需要使用小脑的劳动时，他有效地运用了大脑的记忆部分。他的成绩从92分升到97分没有超过一个月，但是，余子建是要100分的人，他用了三个月，终于在俄语上勇冠全校，而且永不动摇。
生逢1966 10（8）
如他父亲的愿，他在中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二通过政审，考上了留苏名额。最后到了列宁格勒附近一所航空工业学院。在多雪的北方，他依然是所有学生中成绩第一名，不管是苏联人还是任何别的国家留学生。
大同坊虽然没有名人榜，但是有口碑。显然所有的家长全部将余子建的名字放在第一行第一个的。余子建的朗读，其实惊醒了这一条小弄堂人们的灵魂。
陈瑞平在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只要看一看窗口的灯光，就获得了力量。在打球回家万分困倦的时候，陈瑞平经常会想，如果对面的哥哥在，一定会喝一口姜茶，把自己辣醒，然后认真复习、作业、预习。
即使余子建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他也觉得黑着灯的亭子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
难道是他，变疯了？
“什麽事情都可能发生。”妈妈说，“飞在天上的是凤凰，落到地上的就是鸡。”
余子建毕业后来到了西北。进入研究领域，他无私地将从苏联带来的资料让大家共享。不料某些人却认为可资利用。便将那些资料藏了起来，余子建反而要向他们借资料。那里的所有人成分全是最好的，因此，到过苏修那里反倒成为一个必须讲清楚的事情。再加上西北单位进行例行常规外调的时候，来到68中，见到了“反到底”，知道了余国祯正在接受批斗。余子建就没有参加研究核心小组，他没有能参加战斗机的主体设计。而是设计尾翼上的B配件。余子建很委屈，他经常会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惜他没有地方能说去，他没有朋友。于是他就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白天自制着，对人很客气，一片温和。晚上，不免要将一肚子的委屈全部说出来。夏天，他对着荒山下的一条小溪说，冬天，他就对着满山的白雪说。那里荒无人烟，他完全可以像淮海路上的舞台那样进行演讲，他做什么手势都行，他用多大的声音都行。他以为总有千军万马在听他的讲演。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他就一定要起床，一定要走向旷野。
有一天，一个半夜起来小便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报告了组织。第二天晚上，组织的７个头头全部埋伏在宿舍门口，见到余子建的屋子息了灯，就尾随着他一路出了大门。等到他面对刚刚化冻的灰黄色山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连绵不断地嘶叫时，所有人面面相觑，发着寒战，他们的隐私就这样一件一件被他叫出来了。虽然荒山本身没有生命，不过山回应了这野狼一样的呼啸。这种回声全部被正在窃听的人心中敏感的天线接收了。
“他不正常。”
“他犯病了。”
余子建就被护送回到了上海。他们说让他在家专心设计B配件。设计完了就再回西北。而他们临走的时候，就和上海的精神病医院全部联系好了。躺在床上，身体不行而脑袋健康的校长，和神经兮兮的身体健康的工程师，就这样互相痛苦地住在同一个空间之中。
生逢1966 10（9）
瑞平一面吃着荷包蛋，一面很悲哀地吸着鼻子。他突然听到了一种格格开裂的声音，感到他身体里的一种东西正在崩溃和毁灭之中。他想着他的儿时偶像少年时代在对面亭子间里是怎样勤奋地将俄语一百分夺到手的，就对妈妈说，他很可怜。
妈妈说，他哪里可怜？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校长更可怜，在南京的校长太太更可怜。
第二天上午，瑞平在小弄堂里见到了余子建。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会有一点古怪。不过余子建一点没有异样。余子建还能记得瑞平小时候的模样，说瑞平的物理成绩很好。
瑞平就说是。小时候还听你很早就读俄语，那样的用功。
余子建说那是很普通的事情，神态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余子建穿着一件很新的衬衣，一条军裤也很干净。他从长乐路回来，用一根稻草扎着两根油条。他很和气地和瑞平点点头，就上楼去了。
反倒是瑞平在弄堂中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
生逢1966 第三部分
生逢1966 11（1）
没有想到，返校第一天，他在教室中就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出去了。工宣队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等待他。一个是“爷叔”；另一个就是小魏，她和爷叔都戴着红袖章。不过瑞平没有和爷叔打招呼，他怕打招呼会弄点事情出来。
爷叔扶了扶黑边眼镜，对瑞平说：“我们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爷叔很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你面临一场新的斗争。”
瑞平两肩一震：“我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我的祖父是一个破落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地主。”小魏说。
“我妈妈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己生活了，她一直在上海生活，不会成为地主的。董同志知道。”瑞平没有称呼董品章为“爷叔”。
“瑞平同学，”董品章也没有叫他“弟弟”。“经过我们调查，你的父亲陈宝栋在1943年到1949年这七年中，每年都在秋收的季节，曾经受姓陈的本家委托到乡下收取租米。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那个本家我们已经去找过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陈宝栋并不是单独一人下去的，当年穷人受了灾害，自己也吃不饱，哪来的租米。你爸爸收租的船上，还有带枪的人。43和44年，那些带枪的人全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保丁！”那个小魏显然感到瑞平很糊涂，“汉奸武装逼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瑞平的眼前一黑，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在萧山弯弯曲曲的水道上，爸爸手中捧着帐本还有算盘，面目狰狞。爸爸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像刁小三一样的保丁，斜背着匣子炮。而岸上，是那些苦难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和饥饿的孩子。在萧山老家的院子里，农民正在汗流浃背往里面挑谷子。爸爸就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拿着一箩筹子，每一担发一根。还要催背谷子的人快点。
“政策是很明白的。农村划分成份的时候，收租子帐房是地主的重要的狗腿子，也作地主处理。地主和资本家不一样，地主是敌我矛盾。邵玉清是地主家属，也是地主成份。” 董品章解释说，他的推理是很明白的，有严密的逻辑性，“你们一家土改的时候正在上海，应当作为逃亡地主算。”
陈瑞平的眼眶中满是眼泪。他现在不仅是反革命的儿子，还是地主的狗崽子！
“陈瑞平同学，现在是革命路线考验你的时候了。” 董品章说，“68中是一所很讲阶级路线的学校，全市都很有名的。你陈瑞平也是一个好学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表现一贯很好。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批判漏网地主陈宝栋和邵玉清，肃清他们的反动流毒！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工人阶级的愿望的。”
生逢1966 11（2）
瑞平是在惶惶惑惑之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