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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只是由于篇幅所限，不一而足。但仅此已经足够说明如前所说的一个道理：一个爱精算的人固然“精”但却不“明”，因为不“明”，又何所谓精明呢？
“精”于细巧
上海男人普遍很精细，很精巧——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也让颇多外地男人羡慕不已。然细与巧均始于上海男人身上天生就独有的那么一种阴柔。这种阴柔导致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人格期待从小就缱绻在女性化中，以致长大后也难成就完整的男性人格。他们与外地男人格格不入，不仅仅是因为排外所致，其中也不乏他们自身怯弱、胆小怕事的性格。余秋雨说：“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但上海男人似乎并不为自己的怯弱而感到自卑，却在这种怯弱中，渐渐地练就了女人般的精细与精巧。对此，余秋雨又说：上海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①余秋雨：《文化苦旅》）过去人们常笑话上海男人抢不了男人的饭碗，就和女人抢饭碗。比如他们会织毛衣，会绣花针、会洗衣做饭，会当幼儿园的老师，并乐意给老板当文秘。现在已经很少人再这样笑话上海男人了。因为大家通过无数的生活实践终于明白，原来那些送给上海男人的笑话恰恰是惟上海男人独具的魅力之所在。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像如今这样四处充满着浮躁的社会，能找到具有上海男人这般精细、精巧又顾家的男人，实在是难求得很。然而这仅仅是指上海男人精细、精巧的好的一面。举凡上海男人精细、精巧不好的一面，要阐述起来恐怕又是一本书了。为了不倒人胃口，我只在此例举如下几种表现形式：一精于小贪小取。上海男人爱贪小便宜，但绝对不会有恃无恐地向人讨要，而是经过精细的布置，给自己每一次的获取巧立名目，以期让自己的获取心安理得。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能巧立名目的获取他就不会去贪。比如无人照管的公家的东西，有些上海男人就抱着“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的思想，纷纷往家里瓜分；比如药费车费的报销可以封顶，有些上海男人就会通过“买票”的办法，巧套公家的钱，绝不让公家占走“便宜”。如此之“精”，何以为“明”？二精于巧用“智愚”术。很多人吃过上海男人巧用“智愚”术的亏。所谓“智愚”术，就是“磊智若愚”之意。上海男人“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还善于伪装愚钝、木讷。即为了即得利益，不惜于在人前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就巧做安排：以“愚”作为掩护，一旦对方解除戒备，便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用上海人自己的话说，叫“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前面我说过我在上海被一个上海司机“误”把民航当闵行的遭遇，无独有偶，还是在上海，还是我叫了一部出租车，我跟司机说要去绍兴路54号，那个司机重述了一下我说的地址，并表示他知道怎样走，结果呢，他把我拉到陕西路去了。我向他发了一通的火，无奈那个司机“憨”态可掬，让人不免感动，以至最后我还是多搭了60多块打车钱还耽误了办事。这事若去问一问上海人“愚”的机巧在何处，上海人一定会“噗哧”一笑曰：绍兴路的上海话不就是陕西路吗？剩下的问题还留待你自己去想吧！三精于作伪作秀获巧利。丰子恺曾经讲过一段关于上海男人的故事：“三马路广西路附近，有两家专卖梨膏的店，贴邻而居，店名都叫做‘天晓得’。里面各挂着一轴大画，画着一只大乌龟。这两爿店是兄弟两人所开。他们的父亲发明梨膏，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销售甚广，获利颇丰。父亲死后，兄弟两人争夺这爿老店，都说父亲的秘方是传授给我的。争执不休，向上海县告状。官不能断。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庙发誓：‘谁说谎谁是乌龟！是真是假天晓得！’于是各人各开一爿店，店名‘天晓得’，里面各挂一幅乌龟。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闹得远近闻名。全国各埠都来批发这梨膏。外路人到上海，一定要买两瓶梨膏回去。兄弟二人的生意兴旺，财源茂盛，都变成富翁了。这兄弟二人打官司，跪城隍庙，表面看来是仇敌，但实际上非常和睦。他们巧妙地想出这骗局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果然大家发财。”（①丰子恺：《旧上海》1972年）这个故事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两个骗卖茶叶的上海男人所采用的手段颇为相似，都是两个人唱双簧戏，唱得逼真，实质是伪善的作秀。上海男人的作秀因为精细兼精巧而极具欺骗性，这是他们的天赋，别的地方的男人想学还学不来呢！只是这种“精”的天赋太阴毒，实在不值得推崇了。
“门槛精”有多精？
上海男人动辄爱以“门槛精”来标榜自己。其实“门槛精”恰恰代表了旧上海小市民的性格特征。“门槛精”的用意何在？外人未必可知，但外人眼里所认同的上海男人精明，并非是真正的精明，而是带着浓厚的狡黠、算计色彩的精明。这种所谓的精明与“门槛精”提法虽不一样，但其内涵却无异：都是基于处处不愿意吃亏而卖弄些小聪明，或为占点别人的小便宜而耍些小滑头之类。对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也有过论述：上海男人“至今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门槛精，得意于自己会掉枪花（王顾左右而言他）、能耍滑头（虚伪狡诈）、会出风头（炫耀己长以博众誉）和卖弄小聪明，并视不精明者为戆大、洋盘、猪头三、阿木林、十三点、拎勿清；或兜圈子骂别人为东南北（缺西，是沪语中骂人笨的词句）。”（①易中天：《上海滩》）易中天罗列的这些沪语中虽然没有提到“精明”，但从这些沪语的两头反差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见到上海男人一脉相承的自以为聪明的秉性。“殊不知，自以为聪明的上海男人在糟践他人（包括上海人自己）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丑陋粗鄙和浅薄，统统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①易中天：《上海滩》）这种暴露给外人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有些原本也是油头滑脑的人“住惯了上海，便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①鲁迅：《二心集》）这种人很快就能“入乡随俗”，与“门槛精”的上海男人同流合污，干尽损人利己的勾当；另一种则是更多的心地憨厚愚直的外地人，他们对“门槛精”既反感又无奈，只好乖乖地受“拆梢”，被“揩油”，挨“吊膀子”的份。除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人，即让上海男人既嫉妒又羡慕的“腕”（比如到上海投资的外地富人）面前，上海男人的态度立马会来个九十度大拐弯，他们原则上是不敢向这种人卖弄“门槛精”的，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会极尽所能地投其所好。为什么呢？为了他们在这些“摇钱树”面前自己不丢饭碗呀！你说上海男人这是精明，还是仅仅会耍滑头呢？上海男人“门槛精”中有一点说起来很可笑，他们大抵对“本土”的年轻女孩都“怜香惜玉”，他们宁可把她们藏在家里或让她们漂洋过海，也不愿“放”她们出来为外地人服务，所以，外地人在上海星级宾馆或想到比较高档的咖啡厅消费，为你服务的绝大部分是女里女气的男服务生，你要是觉得这样的男服务生有失仪态，摆着一副苦瓜脸的“下岗大妈”有的是！你要是还有什么异议，如出一辙的“精明词令”噎死你：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提供异性服务。你说他们这种“门槛精”是不是“精”得有点儿精怪了？上海男人“门槛精”还表现在对沪语的固守上。他们绝对不会承认他们讲的普通话是全国最蹩脚的之一。他们讲上海话语速已经快惯了，同样的语速讲普通话，那定是难为他们了。然而他们一旦放慢语速，好像就不会说话了似的，显得愚钝、木讷。对此，上海男人不气馁，只要在上海，只要在一个群体中有一个上海人，他们便会不失时宜地、旁若无人地用沪语大声说话，瞧那架势，好像沪语才是国语，而真正的普通话则该是方言了。你说他们这种“门槛精”是不是“精”得讨人嫌了？
第五卷第一章
上海男人女人造
女人的“望夫成龙”心
身为上海籍的女作家赵波说：“上海很漂亮，粉饰的东西很多，那里适合女人生活，它是阴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①王晓峰等：《上海的身体语言》）我觉得这段话最后一句不准确，应该改为：“男人是佣人加花瓶。”当他是佣人时，就要把注意力百分百地放在老婆身上；当他是花瓶时，则要学会在女人面前作“嗲”，以此讨女人的喜欢。达不到这些要求，女人就要跟男人急，一急就要吼男人，吼得男人魂飞胆散。因此可以这么说，上海男人愈趋女性化，正是上海的女人一手设计和塑造出来的。诚如杨东平所说，上海的女人喜欢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属于自己的男人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①杨东平：《城市季风》），让他走出去不丢女人的脸。为什么害怕男人丢自己的脸？归根结底是攀比心理作祟。过去老上海男人中曾传过这样一句小民谣，叫“赢得起也输得起，就怕女人彼此比。”这首民谣无形中就道出了女人私心加霸道给男人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男人的整个面目就是上海女人造出来的。在中国传统式家教模式里，有一句纵贯古今的成语叫“望子成龙”。这句成语凝炼了天下为人父母者对自己孩子的一种希冀：长大后能像龙一样出人头地。为了实现这种希冀，许多父母为孩子精心设计了各种各样“龙”的榜样和“成龙”的轨迹，又以各种办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