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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也都还各自活着，我想。无论失掉的多么致命，无论手中被夺去的多么宝贵，也无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而仅仅剩下一层表皮，我们都能这样没没无闻地打发人生，都能伸手拽过额定的时间将其送往身后——作为日常性的重复作业有时还会做得十分快捷。如此想着，我心里仿佛现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想必她虽已回到日本却怎么也同我联系不上。相比之下，她希求的恐怕更是保持缄默、怀抱记忆，就那样被某处无名的荒郊僻野吞噬进去。我是这样推想的。我不想责备敏，当然更谈不上怨恨。
这时蓦然浮上心头的，是韩国北部一座山间小镇上矗立的敏父亲的铜像。我想象镇上的小广场、一排排低矮的民舍、落满灰尘的铜像。那地方常刮强风，所有的树木都弯曲得近乎虚拟物。不知何故，那铜像在我心中同手握“美洲虎”方向盘的敏的身姿合而为一。
我想，所有事物恐怕从一开始便在远处某个场所悄然失却，至少作为合而为一的形象而拥有其应该失却的安静场所。我们的生存过程，无非像捯细线那样一个个发现其交合点而已。我闭目合眼，竭力回忆——多回忆一个也好——那里的美好事物，将其留在自己手中，纵使其仅有稍纵即逝的生命。
做梦。我不时觉得做梦是一项正确的行为。做梦，在梦境中生活，如堇写的那样。然而梦都不长，觉醒很快把我抓回。
夜半三时我睁眼醒来，开灯，欠身，看枕边的电话机，想象在电话亭里点罢一文烟按动我电话号码的堇的姿影：头发乱莲蓬的，身上的男式人字呢夹克松垮垮的，脚上的袜子左右不一样。她皱起眉头，不时呛一口烟，花些时间才能最后按对号码。但她脑袋里装满必须跟我说的话，说到早上怕也说不完，比如象征与符号的区别。电话机似乎即刻要鸣响，但不曾鸣响。我久久躺着看那保持沉默的电话机。
但有一次电话铃响起来了，当真在我眼前响起，震动了现实世界的空气。我马上拿起听筒。
“喂喂。”
“嗳，我回来了。”堇说，声音十分冷静，十分清晰。“这个那个费了不少周折，但总算回来了。如果把荷马的《奥德赛》弄成五十字缩写版，就是我这样子。”
“那就好。”我说。一下子我还很难信以为真。她的声音果真传来了？传来的果真是她的声音？
“那就好？”堇（大概）皱起眉头问，“这算什么呀？我拼死拼话干辛万苦乘这个转那个——一说起来说不完——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只换来你这么一句？眼泪都要出来了。若是不好的话，我可到底怎么办？‘那就好’，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那些情暖人心妙趣横生的台词全都留给你班上刚刚弄明白四则运算的毛孩子了不成？”
“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你想我在哪儿？在令人怀念的古典式电话亭里呢！在到处贴满冒牌金融公司和IC卡俱乐部小广告的不伦不类的四方形电话亭里。天空挂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一地烟头。怎么转圈也找不到让人欣慰的物体。可以交换的符号式电话亭。对了，地点是哪里呢？现在搞不明白。一切都太符号化了。再说你怕也知道，地点最让我伤脑筋，口头表达不清楚，所以总给出租车司机训斥：你到底想去哪里啊？不过我想不远，估计相当近，我想。”
“这就去接。”
“肯那样我太高兴了。查看好地点再打电话过去。反正现在零钱也不够了，等着啊。”
“非常想见你。”我说。
“我也非常想见你。”她说，“见不到你以后我算彻底明白过来了，就像行星们乖觉地排成一列那样明明白白——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想我理解。”
“来这儿接我！”
电话突然挂断。我手握听筒盯视良久，就像听筒这物件本身即是重要信息，其颜色和形状含有某种特殊意味。之后转念把听筒放回。我在床上坐起，等待电话铃再次响起。我背靠着墙，视线聚焦在眼前空间的某一点，反复进行缓慢的无声的呼吸，不断确认时间与时间的接合点。电话铃执意不响。没有承诺的沉默无休无止地涌满空间。但我不急，无急的必要。我己准备就绪，可以奔赴任何地点。
是吗？
是的。
我翻身下床，拉开晒旧的窗帘，推窗，伸出脑袋仰望依然暗沉沉的天空。那里的确悬浮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足矣。我们在看同一世界的同一月亮。我们确实以一条线同现实相连，我只消将其悄然拉近即可。
之后，我展开十指，定睛注视左右手心。我在上面寻找血迹。但没有血迹。无血腥，无紧绷感。血大概已经静静渗入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