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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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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连听也听不懂,除了和丈夫尚能对话外,简直成了哑巴。婆婆把她当作外来人,因为其他女婿和熄妇都是道地的台山人,而银梅是外省人,说的是上海话和国语。但这个年轻外来熄妇很懂事,很灵巧。她远适异地,一定要尽力适应环境,于是她除了学习台山话之外,也找了英文教师补习英语,又到学校去学家政,为此和一位专授缝纫的女家政教授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银梅的时装设计、剪裁皆在水准之上。她又习西洋画,我看过她的几张油画,实在很有天分。

  1954年我与黄氏夫妇相识时,黄家老太太已去世,而黄亨祥已脱下军装,成为该州数一数二有名的牙医生。

  很少人知道赵银梅的中文名字,大家都喊她茱丽亚。

  茱丽亚和我初见时就觉得我们两人很相像,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总会问我们是不是姐妹。

  茱丽亚住的美国中部50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于是她也得多和美国人交际。黄医生喜欢各种运动,尤其是每年的狩猎季节一定和那些喜欢打猎的人去打野鸭、猎鹿等,夏天则去加拿大有河有溪的地方钓鱼,冬天又去滑冰。总之,除了工作就是那做不完的户外运动。茱丽亚也学会了滑冰、钓鱼,但打猎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奉陪了。

  1964年我的密友做了威斯康辛州长,他一连三任,三任完毕决定不再竞选,当时州长没有限期,只是他对政治生涯有了倦意而转入企业界。既然好友是州长,我去时当然就往在州长官邸,后来州长夫妇两人离婚,我为了避免瓜田季下,婉拒再到州长家作客,于是黄民夫妇请我住到他们家中。直到州长夫妇办妥离婚之后,我才再到那华美的官邸作客,为此该州州长以及其他政要也和黄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周末我到该州作容时,男人出去打猎或钓鱼,我和茱丽亚两人就有聊不完的话。她喜欢作画、做女红、织毛衣,是一位贤慧的主妇。他们的一男一女和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相同,因此他们若到华府作客,也把两个孩子带着。那时我们的孩子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但又不完会是小孩,是最不好管教的阶段。有一天茱丽亚和我说:“孩子在12岁到18岁这阶段,最好把他们都冷冻起来,等到了19岁较懂事时再放出来。”

  我说:“假如真能如此,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拉夫妇在那时期就常为了孩子的事而发生争执。

  有一天晚上我们4人(黄氏夫妇、州长和我)吃完晚饭回家,已是12点多了,黄家女儿出去,讲好11时以前一定回家,左等右等仍不见人影,后来还出动了警察,因为怕孩子驾车出事。结果女儿自己回来了,原来她和同学去跳摇滚乐,忘了时间。太太于是怪丈夫宠坏了女儿,倒是女儿乐得轻松,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也。

  茱丽亚的丈夫养狗,女儿养金鱼,儿子养鸟,家中经常要有佣人清理,还好房子大,不然就像住在动物园中。

  银梅的两个孩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男的有一个女孩,女儿则没有生小孩,几年前先后到台北数次由天主教会协助领养了一男一女,男孩已有五六岁,小女孩也4岁多了,都是正统的台湾人,非常可爱,也非常顽皮,可能是父母太宠爱之故。我每次到威斯康辛州都和黄家人相聚,而我和银梅真是生死之交,如今回想,只可说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春秋岁月访问板门店






访问板门店

  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春秋岁月访问原苏联






访问原苏联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春秋岁月修女德瑞莎






修女德瑞莎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1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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