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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记事备忘，或者祭天祀神。文明渐进，智慧日增，行有余力之后，人们才去崇尚抒情写意、寄情咏怀等一类事。所以说，绘画的由写实而抒情，是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阶段。所谓抒情，就是写貌抒情，就是摇发人思的意思。然而，非有烟霞啸傲之志，渔樵隐逸之怀，难以言胸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也难以言境界。襟胸鄙陋，境界逼仄，更难以言画了。作画如此，观画未尝不如此！你以‘草率’二字来评价黄公的山水，还是圃于形迹，未具慧眼的缘故。倘能悉心揣摩，细加体会，必能见出形若草草，实则规矩森严，物形也许未能尽肖，物理却始终在握。所以说，看似草率，实际上是工整的表现。如果形式上很工整，而生机灭绝，外貌很逼真，而意趣索然，这样的整齐，只能说是一种刻板和死气。现在一些学画的人，一味地拘困于迹象外貌，唯以细密精致为能事。竭尽巧思，转工转远，取貌遗神，心劳日细，这能说是艺术创作吗？艺术家该去写什么呢？写意境。实物等等，只不过是引子而已，寄托而已。古人说，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深山之巅。摄景呀，发兴呀，表呀，巅呀，懂得了这些，才能说是懂得了绘画，悟得了画家不以写实为目的的道理。”
有人又问：“诚然，真如傅先生所说，作画之道，在于志旷怀高，但又为何要看重技巧呢？又何须师法古人，师法造化呢？黄公又何苦漫游川桂，遍历大江南北，孜孜，搜罗画稿呢？”
傅雷回答说：“真正的艺术，都是天然外加人工的结果，犹如大块铁经过熔炼方能成材成器。人工熔炼，技术为尚；摄景发兴，胸意为高，二者相齐，方臻完满。我先是说了技术，后又说了精神，实际上，它们是一物二体，即不矛盾，也难分离。况且，唯有真正悟得了技术的用处，才能识得性情境界的重要。而无论是技术，还是精神，都有赖于长期的修积和磨炼。师法古人，也是修养的一个阶段，不可缺少，但尤其不可过于执着。便是接受古法，也仅仅是为了学者的便利，为了免去暗中摸索，决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拘于古法，必自斩灵机；将楷模当成偶像，必堕入画师魔境，非庸即陋，非甜即俗。再说，对‘师法造化’一语，也不可以词害意，误以为就是写实。它原本的含义，就不是指艺术在自然面前，要去貌其蟑峦开合、状其迂回曲折的意思。虽然说，学习初期，状物写形，经营位置等等，免不了要以自然为粉本，但‘师法造化’的真义，还须更进～层。那就是：画家要能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这就是说，‘师法造化’，不单单是技术方面的事，更是一门修养人格的终生课业。修养到一定功夫，就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概括地说，写实可，摹古可，师法造化，更无不可。但决须牢记，那只不过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决不是艺术的峰巅。先须有法，终须无法。用这样的观念习画观画，才能真正步入正道。”
又有人问：“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纵然笔清墨妙，但仍不免给人以艰涩之感，也就是不能令人一见爱悦，这又是为什么呢？与此相连的问题是：那些一见悦人之作，如北宗青绿，又该如何欣赏和评价呢？”
傅雷说：“古人有这样的话：‘看画如看美人’。这是说，美人当中，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所以不能单从她的肌体上着眼判断。看人是这样，看画也是这样。一见即佳，渐看渐倦的，可以称之为能品。一见平平，渐看渐佳的，可以说是妙品。初看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的，那是神品、逸品了。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所以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这类作品，初看平平，却能终见妙境。它们或者像高僧隐士，风骨磷峋，森森然，巍巍然，骤见之下，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般；或者像木讷之士，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寻常人必掉首勿顾；面对这类山形物貌，唯有神志专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磷峋中见出壮美，于平淡中辨得隽永。正因为它隐藏得深沉，所以不是浅尝辄止者所能发现；正因为它蓄积厚实，才能探之无尽，叩之不竭。至于说到北宗之作，它的宜于仙山楼观，海外瑶台，非写实者可知。后世一般人却往往被它表面上的金碧色彩所眩惑迷恋，一见称善，实际上，它那云山缥缈的景色，如梦如幻的情调，常人未必能梦见于万一。所以说，对北宗之作，俗人的称誉赞赏，正与贬毁不屑一样的不当。”
有人这样问：“都说黄氏之作得力于宋元者多，这一点，从何处可以见出呢？”
傅雷的回答是：“不外神韵二字。你注意过那幅《层叠冈峦》吧，它的气清质实，骨苍神腴，不就是一种元人风度吗？而它的豪迈活泼，又出元人蹊径之外。这是由于黄公用笔纵逸，自造法度的缘故。我们再来看《墨浓》一帧，这高山巍峨，郁郁苍苍，不又俨然是一种荆、关气派吗？但要注意，就繁简而言，它又与以往作品显然有别。这是因为前人写实，黄公重在写意。他的笔墨圆浑，华滋苍润，能说他仅仅是在重复北宋的规范吗？在黄公的作品中，处处都表现着截长补短的作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白云山苍苍》这幅作品，它的笔致凝练如金石，活泼如龙蛇，设色娇而不艳，丽而不媚，轮廓粲然，又无害于气韵弥漫，从中尤可见出黄公的面目。”
又有人问：“世之名手，用笔设色，大都有一固定面目，令人一望而知。黄先生的这些作品，浓淡悬殊，扩纤迥异，似出两手。这又怎么去看呢？”
傅雷说：“这正是黄公作为大师的不一般了。常人专宗一家，兔不了形貌常同。黄公则兼采众长，已入化境，因而能够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在他们的笔下，一丘一壑，纯属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者像益智图戏那样，东拣一山，西取一水，只能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历经数十载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这样，他才能做到：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飓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泳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各各不同。总而言之，在黄公的笔下，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慨慷，因情而变。在黄公而言，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变，实在是不得不至的必然结果。《环流仙馆》与《虚白山街壁月明》，《宋画多晦冥》与《三百八滩》，《鳞鳞低蹙》与《绝涧寒流》，莫不一轻一重，一浓一淡，一犷一纤，遥遥相对，宛如两极。从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黄公画作的面目，何等地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啊！”
“八秩书画展”之后，黄宾虹在给吴仲炯的信中提到，此次画展，“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他对傅雷是十分感激的，也增进了对他的器重。黄宾虹对画展收入的用途有所安排，并请傅雷帮助实施。他曾致函傅雷，请其将收入的三分之二存入金城银行，以一份作为在上海筹办一个文艺联欢所的资金。那三分之二的收入，黄宾虹拟用于出版几种著作，此事也委托给了傅雷。为此，傅雷与大东、开明书店订立了合资印刷黄著的合同。黄宾虹虽深知上海各书局及推销法的难以成事，但由于“不欲拂傅君盛意”，仍拟将书稿《明季三高僧（石帮、石涛、渐江）佚事》请人抄清后寄到上海。后来，黄宾虹有意出版另一著作《画学分期法》，该著原稿用的是旧式句读法，为便于后学阅读，他又请傅雷采用新法句读，加以圈点润色。再后，黄宾虹又拟将所藏古铜印文考释，在上海分类印行。他准备在北平收购印书所需的连四纸（一种国产手工纸）。这就需要解决纸张的堆栈问题。为此，他又和傅雷进行了商量。不只在黄宾虹书画展之前，在此之后，傅雷始终追踪着黄宾虹的创作轨迹，并逐步深入地进行着研究。他也从黄宾虹那里，学习和领受了不少。
1954年9月间，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并召开了座谈会。会前，黄老先生专门到家拜访，看望傅雷夫妇。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新作，傅雷觉得，虽然色调浓厚，但却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很多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则笔头仍很粗扩。这种技术才是上品！座谈时，发言的人大半是在颂扬作者。傅雷“觉得这不是座谈的意义！”，“颂扬话太多了，听来真讨厌”。他本不想说话了，华东美协主席赖少其却一再催逼，他也只好说了些意见。结合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傅雷谈到了中国画发展途径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及至近代，中画与西画，已发展到了同一条路上；（二）中国画家在技术根基上，应该向西画家学习；（三）中西画家应该互相观摩、学习；（四）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不能坐井观天，固守一隅，应该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以收触类旁通之效。
11月间，秋高气爽，花木诱人，正是游览西湖的最好季节。月初，傅雷与朱梅馥“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这三天中，在黄宾虹家看了两整天他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珍品。边看边与黄老探究着画艺。傅雷夫妇临走，黄宾虹在湖畔酒楼设宴送行。待他们返回上海后，黄宾虹在11月17日复信中，将他们夫妇俩能去杭州品赏他的珍藏，视为一大快事。他告诉傅雷：“吴门四家，前三百年论者已谓文沈易得，唐仇难求，敝筐所有俱未敢信为真，虽无中郎而见虎贲，以为尚有典型，存之备考。……近叠经兵燹，散佚几尽，片缣寸楮聊供研究，当大雅所不弃也。容遇合观精品，即图补报。抵领顿觉逾量，非可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