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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牢牢记桩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怎么能忘掉那“血淋淋的魔影”，“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所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1011
但萧乾觉得，“不能设文革博物馆，可以理解。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之亏，所上之当？那结论对亚洲，对世界，也将是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这方面畏畏葸葸，裹足不前，到二十一世纪又怎能阔步前进！1012
萧乾在评价巴金时说过：“巴金是一个善良人，一个诚实、不善于讲假话的人。当这样一个人为了应付环境而不得不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时，他内心怎么能不痛苦呢？今天，他本来也可以往当时的政策推，往时代的要求推，自己满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既然旁人都处之泰然，他又何必这样把自己的内疚公开出来呢？这并不会是受欢迎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随想录》、《真话集》问世已十余年了，而且已经印了若干版，但作者至今却依然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说真话不但并未形成风气，甚至往往还有些犯忌。”1013
反思历史，单就知识分子而言，无外乎是要那段历史不被“淡忘”，更不要“重演”——“‘红学家’俞平伯，带着妻子，在河南信阳东岳镇上，为干校盖房撮麻绳。年近七旬的作家巴金，在上海文联干校运粪水。……美术家蔡若虹、华君武和美学家王朝闻，在团泊洼被大家称做‘蔡华王’（菜花王）。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剧作家吴祖光、戏曲史家张庚、画家丁聪，都在团泊洼当过‘粪夫’。学者钱钟书、吴晓铃，在河南信阳烧过锅炉。……”1014
汤因比曾发过一连串的设问：“历史能给我们一些关于我们前途的信息吗？如果它能给出，它的主旨又是什么呢？它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消亡趋势吗？对这个我们仅仅叉起双手等待，顺从这种命运而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而避开或改变这种命运作为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方法吗？或许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某种确定性而是某种可能性，仅仅是未来的可能性？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这种现实的不同是巨大的，因为它非但不能使我们消极地等待，我们将会被唤醒而行动起来。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历史的教训不像占星术家的占星术，它应该是航海家的地图。这个地图能够向一个有能力用它的水手提供比他盲目航行时避免沉船的更多的机会，因为它给他提供了标有岩石和暗礁的航海路线，如果他有能力和勇气使用它的话。”1015
不过，无论如何，回忆成为一种历史中的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和历史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回忆保留或使过去历历在目，以至于它对现实生活也大有帮助。它把过去当作一种体验展示出来，使当前的生活关系变得更好理解，使未来成为可以期待的。……然而，回忆总是间接地，有时也会直接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是为了将来之故，过去才会成为现实的或者说人们把它想像成现实的。历史意识是回忆的一个复合的表现。在历史意识中，回忆的经历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有批判力，越来越可以被拓展。”1016
后记（2）
然而，若单凭一个具有唯一指向性的似乎真实可信的口述史回忆，就草率地得出结论，往往使学术研究显得异常脆弱。这里再仅举一个小例子，吴伯箫曾在1978年写过一篇《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他在描述老舍于1939年参加北路慰问团到延安时，耳闻目睹了解放区的崭新面貌，更对中国共产党倾倒折服。因此，他与毛泽东碰杯时，由衷地赞叹道：“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1017要论及老舍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记忆”依据。但仔细一分析，应明显是吴伯箫在用1978年还在使用的对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五湖四海”、“亿万群众”，来“遥记”1939年的“历史”。我在老舍研究中，时常有这样的困惑。正如关纪新在谈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时所分析的，它一方面是“文革”的众生相，另一个方面，它也是一个民族劫后的心态录，后者可能更重要。1018
作家是社会人，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环境，孤立于政治之外。热心的作家，更不可能不顾人间冷暖而只管自家吟风弄月。问题是要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够容许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表达心愿，作家尤其要能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而不必随着政治力量的主导而进退。作家应该有自由自主的空间，没有这一点点自由，作家也就没什么可贵了。1019其实，这不正是老舍在1957年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来的吗？而那时，这样说的作家、艺术家何止老舍一人。
毫无疑问，对老舍要从多元的立体视角来审视。读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时，每每想到这样一位一个世纪也出不了几位的杰出作家，最后竟是这样一个悲剧终局，总禁不住潸然泪下。但又一想，老舍在“文革”初期去世或许是一个完满的人生句号呢。虽然1949年以后他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不能说保持住了“晚节”，毕竟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以“沉默”应对意识形态的一切，但却有幸避免了如果活下来可能会在“文革”中做出不堪想象的事情。即便老舍九死一生，在“文革”之后能重新拾笔，但有谁能保证老舍不会像晚年路翎一样，昔日的才华已消失在九霄云外。诚然，做这样的推想，显得过于冷酷了。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1020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它常让我想起并深深叹佩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睿智指出的：“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盛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记得许多年前，当然今天来看，已经是“历史”了，但愿不会有人质疑我这仅仅是历史的“文本叙事”。那是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采访时，一次，去北大，在中文系的办公室里采访完钱理群，心情愉快地骑车沿未名湖无目的地瞎转悠，不想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便上前拜见，征得同意，马上掏出录音机，就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顺便对季老做了短时采访。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荡。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也即使知识分子“身体政治”的问题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1021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