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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满盛着红烧肉和另一锅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的火了很久都没进房睡觉。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式的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的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札的白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
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加速的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喷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的开动了，“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的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
雨水，不讲一点情面的往我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的半身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的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
雨那么重的罩住了天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
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迹。
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
母亲废然倒身在三轮车背北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的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母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的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奶了。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滩一滩朦胧的水渍。
那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它。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
母亲心不在焉的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注：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蝴蝶的颜色
回想起小学四年级以后的日子，便有如进入了一层一层安静的重雾，浓密的闷雾里，甚而没有港口传来的船笛声。那是几束黄灯偶尔挣破大气而带来的一种朦胧，照着鬼影般一团团重叠的小孩，孩子们留着后颈被剃青的西瓜皮发型，一群几近半盲的瞎子，伸着手在幽暗中摸索，摸一些并不知名的东西。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冬日清晨的雨地上，一个一个背着大书包穿着黑色外套和裙子的身影微微的驼着背。随身两个便当一只水壶放在另一个大袋子里，一把也是黑色的小伞千难万难的挡着风雨，那双球鞋不可能有时间给它晾干，起早便塞进微湿的步子里走了。
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灯光十分暗淡，一题一题印在灰黄粗糙纸张上的小字，再倦也得当心，不要看错了任何一行。同学之间不懂得轻声笑谈，只有伏案的沙沙书写声有如蚕食桑叶般的充满着寂静的夜。
标准答案在参考书后面，做完了同学交换批改，做错了的没什么讲解，只说：明天早晨来了再算帐，然后留下一大张算术回家去做，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那时候，因为当年小学是不规定入学年龄的，我念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只有十岁半。
母亲总是在我含泪吃早饭的时候劝着：“忍耐这几年，等你长大了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那时候，我的眼泪总是滴到稀饭里去，不说一句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么残忍，而她讲话的语气却很温柔而且也像要哭出来了似的。
有的时候，中午快速的吃完了便当，我便跑到学校角落边的一棵大树上去坐着，那棵树没有什么人注意它，有粗粗的枝丫可以踩着爬上去，坐在树荫里，可以远远的偷看老师的背影，看她慢慢的由办公室出来向教室走去。远看着老师，总比较安然。
老师常常穿着一种在小腿背后有一条线的那种丝袜，当她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移动时，美丽的线条便跟着在窄窄的旗袍下晃动，那时候，我也就跳下树枝，往教室跑去。
面对老师的时候，大半眼光不敢直视，可是明明显显的可以看到她鲜红的嘴唇还有胸前的一条金链子。在那种时候，老师，便代表了一种分界，也代表了一个孩子眼中所谓成长的外在实相——高跟鞋、窄裙、花衬衫、卷曲的头发、口红、项链……。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
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发呆，常常有声音，比老师更大的空空茫茫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二十岁——二十岁——二——十——岁——。想得忘了在上课，想得没有立即反应老师的问题，一只黑板擦丢过来，重重打上了脸颊；当时的个子矮，坐第一排的，那一次，我掩面从教室里冲出去，脸上全是白白的粉笔灰，并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我实在没有方向。
在校园的老地方，我靠住那棵大树，趴在凸出来的树根上哀哀的哭，想到那个两年前吊死的校工，我又一次想到死。风，沙沙的吹过，抚慰了那一颗实在没有一丝快乐的童心，我止了哭，跟自己说；要忍耐妈妈会送衣料来给老师，就如其他带礼物来看老师的家长一样，一定要忍耐不可以吊死，如果可以忍到二十岁，那时候令人惊慌无比的老师和学校就一定有力量抵抗了。那时候，不会这么苦了，现在——现在才十一岁，而我的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我又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那一次，是被老师拉回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