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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过去了，我结婚，他也没有片纸只字来。后来我便以为自己是忘了这个人，直到有一天的梦里，看见一大面狰狞的铁丝网，他在那边，我在另一边，清楚看见是他，脸上还有铁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紧张，唤他，叫他跳铁丝网，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退了几步，然后向我跑过来，上网了，接着看见电光强闪，他无助的被挂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十字形，然后，我在梦中的的确确闻到了生肉烧焦的气味——我被摇醒的时候还在惨叫，知道经历的是梦，只是一场梦，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梦的第二日，收到一封电报，是大伯父打来的，没看清楚内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赤着脚没有带钱，奔过荒野，走进简陋的电信局，一定要他们挂长途电话回台湾。等到丈夫大步走进电信局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六个多小时。丈夫来，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父亲，我喊了父亲一声抱住电话筒失声大恸，好不容易双方弄懂了，说他没事——那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人没事，这才再细看那封捏成一团的电报；那封会错了意的电报。
那事以后的几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恍惚，夜间，睁着眼睛向着黑暗，想起他，那个一生没有交谈过什么话的他，才发觉这个人对我，原来也有什么意义。
又是一年，我回国，父母一同回来的，下飞机，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将我放在前座，开到家的巷子里，他掏出来一把钥匙来给我看，脸上是逼出来的笑，他跟我说：“来，来看你的汽车，买给你的，二手货，可是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信你问我，音响、冷气、香水瓶、录音带……你高不高兴？你看，买给你的车，来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楼，没有碰钥匙，他跟上来，我说：“以后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辆车，在巷子里风吹雨打了三个月，我没有看它一眼，后来，他没有说什么，赔了三万块，转手卖掉了。
爸爸贴了他钱，他头一低，接下了。那一刹，我眼眶有些湿，他根本没有什么钱，却贴出了财产的大半，标会标来的，给了我。
再见他当然又是回国，窗外的大个子从一辆漆成紫绿两色的破汽车上下来，锁好车门，一手夹着一个小女娃儿上楼，那时候我叫了他，从窗口送下一句话：“胖子！好丑的车。”“实用就好，丑不丑什么相干？”还是谈不来的，可是这句话已经慢慢中听了。当年那件西装并不实用，却悄悄去做了会女朋友。那时候，也只是打架，我们不谈的。
有一回我问他，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他说，怕忘了看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的消息，问他看了做什么，他不响，向母亲和我讨钱，讨到手便走。第二天，他汇了钱去基金会，然后才说了一句：“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看报不大好，看了会有心理负担，不寄钱又不安。”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担，是他传给我的。
很多年后，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那时候，他的头发开始一丝一丝白出来了，我去香港，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而我，早也染发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他很生气，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看的，我不肯信，他打开书柜叫我搜，看见那些宝贝书，我呆了好一会儿，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书。那一天他很慷慨，说可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借了，当天晚上，翻了三页，便睡着了。我还是有些讨厌他，没有什么话跟他讲。
有一天他来，已经深夜了，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压，我说夜深了，不好去烦固定做指压的朋友春香，他拿起电话便拨，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压，做到流汗。
我没有说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时候，说了一声：“那我走了！”我说：“好”。想起当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来，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在台湾不喝酒的缘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给我。说完两人又没有什么话讲，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标签，发觉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们还是不通的，那么多年了。他的车子换了许多次，办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觉得眼熟，一看是他，吓了一跳，才发觉，在白天跑工作的时候，他仍然骑车而不驾车。不太认识他，使自己有些脸红，我们已经认真够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邮箱中一张明信片，写的人是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夫妇两个人在东北亚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出国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写的字——两个字。
这个人喜欢看电影、听歌、跳舞、吃小馆子，原先也喜欢旅行，那次东北亚回来的飞机上遭了一次火警，便发誓不坐飞机了。以后的钱，捐了好多给基金会，那个基金会骗钱不见了，他仍然不坐飞机，也没有多余的钱。
我们谈不来，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讲了好久的话，说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车子里，千万不要一面开车一面放音乐，因为女儿睡不够神经衰弱，一听音乐便说头昏，要烦的。我答应了，他又叮咛一次，叫我千万不能忘了，我说不会忘，他还不放心，又讲又讲。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讲最多话的一回。我发觉他有些老了。
他的小公司，开业的时候明明是两个股东，后来各让出百分之十，无条件分给了一位职员。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那位职员是开天辟地便一起跑单子来的，做事勤快认真又忠诚，两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便分他二十股，不要投资，算做另外一个老板。做了好多年，那位股东要求退股，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的分了帐，说了再见，而今也仍是朋友。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我们孩子赌钱，可以赌三天，如果有他在场，我一定不参加，那时候他最善赖帐，输了钱脸色很坏而且给的时候一定打折扣，如果赢了，死活也说做庄的要讨双倍。为了过年的赌，也跟他摔过碗，吵过、气过，将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当年的他，守财奴一个，新年的收入，可以用上半年几个月不缺钱，而我，是看不起他的。
他的朋友多，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去了，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合作了那么多年，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我有些发愣，这两个大宝贝，当年都是混毕业的，那种，打电动玩具出来的，那种，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睛的，绝对不是读书人，可是——对于金钱，他越来越淡了，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对他人，却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鲜好表，万华地摊上买来的，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我猜那是“ＣＯＰＹ”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护得紧，妻子也很疼爱——也确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妇人。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假日东家接西家送，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型，由瘦长到微胖，是一个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子，口头语，在从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说伤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悯”。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里，我气得发抖，想打他，并没有真动手。那几日看见他，我不跟他说话，他的脸，十分羞惭，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那几日，母亲对他也很冷淡。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一说这些，他就很不耐烦，就如他当年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性能好就好，外形什么重要。奇怪的是，他又爱看崔苔菁，这位敬业的艺人是他的专情歌星，崔苔菁并不实用——对他。
他不看我写的文章，他对我的稿费，却付出了极大的欣赏与关心，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会心疼，背地里噜噜苏苏，说我对己太节俭。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他怕我后悔，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然后收钱，含笑而去，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并没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车子，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里长不在家，他有些怅然的离去。这个人，我不骂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为万华我也爱去，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说可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别人的，那种催眠的东西。我也想，我的书不可读，“娃娃看天下”总可读吧，他不，他却看卡通片。
学校开母姐会，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着太太，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竟然还敢说话，请老师少留功课，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那个可敬的老师，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课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圣什么诞节的，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兴冲冲的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的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那棵树，披头散发，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我一看便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