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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蹑手蹑脚的进了自己的房间，没敢开灯。小伟已经睡了，否则肯定和我白话两句。我们哥俩睡上下床，小伟睡觉不老实，怕掉到地上，一直在下铺。
我脱了衣服，摸索着爬到上铺，钻进被窝，满腹心事的，好久也没睡着。翻来覆去中，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摸，裤衩发紧，而且湿乎乎的。我想起来，抱陶林红的时候，身体像有点异常。不会是？我记起《红楼梦》里贾宝玉的一段经历，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裤衩的原因，怎么也无法入睡。想下床找个干净的换上，又怕翻抽屉惊醒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爸妈。才想，反正脸和脚都没洗，算了，不换就不换吧。
知道自己睡着了，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小伟和我说，哥，昨天晚上玩“不许动”的时候，我看见你一直追着陶林红，后来你们去了哪里。我们不玩的时候，你也没有回来。我说，别胡说，谁追陶林红了。顺手拿起一个馒头说：今天我值日，早点走。
课间操的时候，我在操场上遇见了陶林红，想躲，没躲开。
陶林红看着我笑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也笑了，打心眼里笑，大笑。
放学回家的路上，阳光灿烂。我一直蹦蹦跳跳的，简直是“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
陶林二见我乐了，他也笑，根本想不起来昨晚玩“不许动”，第一个淘汰的事来。
那天，是我看陶林二露出半截牙感觉最美的一天。
童年和少年其实都是发呆的年龄。
一个蚂蚁窝可以看一个下午。趴在土堆上，看蚂蚁钻进爬出，不时用小木棍儿拨弄。聚精会神的样子，在课堂上是绝对看不到的。老师说，这劲头要是放在学习上，人人都可以考上清华北大。说是说了，听也听了，该做的照样还去做。蚂蚁窝旁边度过的下午，永远是最美丽的。
新衣服穿上一天就脏，能不能摔跤不要紧，关键要敢摔。
下雨天，专门捡水多的地方走。穿凉鞋的趟水，没穿凉鞋的照样也趟水。在雨里扯着嗓子喊“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男孩喊，女孩也喊。
那个年代里的职业很单一，我们知道的无非是教师，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因为接触军人多的缘故，有朝一日能戴上红五星和红领章，成了铁打不动的愿望。除此以外，想当科学家的也有，比如陶林二。一次，语文课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陶林二雄心勃勃的写到：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做一名科学家，坐宇宙飞船去月球，顺便看看嫦娥。结果被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了一番。迫于被笑话的压力，陶林二郑重决定，将来还是选择当兵。而且振振有词：子承父业。
理想归理想，参军光荣也是长大以后的事。生活里，我们依然过着我行我素的日子。
“儿啊儿啊快长大啊，长大挣钱给爹花。爹给你买双鞋，爹给你买双袜，爹给你买双二尺半的大裤衩儿”。那时候，大院里流行的，全是这样的生猛“儿歌”。发生冲突或者恶作剧的时候，大一点的孩子占便宜似的唱给小的，小的没人欺负就自己唱。“儿子”是那个时候衡量一些东西的砝码，例如打赌，会严肃的说，我输了我是你“儿”。例如发誓，可以说，我一定怎样怎样，否则，“儿！”而且还是拖音。这首“儿歌”，曾经在我身上发生一个故事，并从此教会我一个道理：任何时候，人都不可以忘乎所以。
当时的随军家属，大都来自农村，象朱小欢和朱小乐母亲这样从大城市里来的并不多。为了改善生活，每家都养了一些鸡和鸭。冬天把白菜剁碎，用麸子或者玉米面搅拌好了，用来喂鸡鸭。夏天因为有野菜可以挖，省了不少白菜。北方的白菜可是好东西，为了过冬，家家储存上百颗，有的做成酸菜。从秋天吃到冬天，再从春天吃到夏天。不是喜欢吃，是确实也没有其他菜可以吃。在没有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副食品和今天的熊猫一样奇缺。
在母亲忙的时候，剁鸡菜通常都是我的事，小伟总会找些借口不干。出去挖野菜，小伟会跟着，偶尔也会发发“善心”帮我挖点。更多的时候，是钻进草丛里，抓些蝈蝈、蛐蛐、螳螂之类的昆虫。
五年级期末考试，不知道是不是考题简单的原因，我和小伟都得了“双百”。爸爸也从正连调了副营，家里一片喜庆。正好赶上星期天，妈妈高兴的和我说，我在家里做饭，多炒几个菜。你和小伟快去弄点鸡菜回来，春天买的几只鸡就要下蛋了。
哎！痛快的答应。刚出门，见朱小欢朱小乐哥俩，正蹲在大道边上弹玻璃球。小伟，你和大哥去哪啊？见我和小伟高兴的边走边白话，他俩不约而同的有点奇怪的问。
南山！没等我开口，小伟笑眯眯的说。
嘿，我们俩也去吧。朱小欢朱小乐扑噜扑噜手里的土，收起玻璃球说。
南山紧挨着部队的操场，不高，典型的丘陵。没有野鸡，野兔不少。虽不险恶，可也荆棘丛生。平时家里是不让他们去的，包括小伟。只有在我这样的“大”孩子带着，才勉强允许。毕竟，我大他们三岁。
小伟看来平时没有少吃他家的饼干，很爽快的答应，走！我让我哥带着你俩。
走就走，俩人也没客气。这俩家伙长的太像了，衣服也穿的一样。说真的，要是不仔细看，我也分不出来。小伟说，朱小欢屁股上长了一个痣，朱小乐没有。我一笑，说，长在屁股上有个屁用。光腚还行，隔着裤衩，别人还不是认不出来。
穿过团里训练用的大操场，可以看见用苫布蒙着的一门门高射炮。我用眼睛远远的瞄着，小伟和朱小欢朱小乐用嘴“咚咚”的放几炮，算是过过嘴瘾。当兵就可以坐在炮车上。拉练的时候，就可以大模大样打飞机拖的炮靶。这也是喜欢参军的一个理由。
路上，小伟折断一个“拉拉菇”，和朱小欢哥俩开起了玩笑。我知道那玩笑是什么，憋住了没说。“拉拉菇”是浑身长满了锯齿状小刺的一种植物，茎细长，学名不详。据说鲁班就是被它割破了手指，才突发灵感，发明了锯。小伟说，你俩把这个放在鼻子下面，闻闻，很香。俩人当真的把“拉拉菇”放在嘴唇上面鼻子下面，使劲的闻起来。小伟回手一拽，“拉拉菇”同时在朱小欢和朱小乐的“人中”处留下了一道划痕。一定火辣辣的，我被人戏弄过，也这样戏弄过小伟。可是屡试不爽，还是会有人上当。比如拿支毛笔，放在你鼻子下面，问，你能用嘴唇和鼻子把它夹住么？你千万不要尝试去夹它，否则肯定一嘴的墨水。
朱小乐哧哧的吆喝起来，说，哥们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朱小欢上来就要绊小伟。一直嬉闹到南山，才算完。
期末复习期间一直没来，野菜长的出奇的旺盛。拿出菜刀，飞快的割起来。没过瘾，菜刀很快在野菜堆里飞舞着，开始砍菜了！本来心情就好，性情之下，唱起来“儿歌”，“儿啊儿啊快…”快字没唱完，菜刀还在半空的时候，猛然听见“嗷”的一声。回头一看，朱小欢捂着眼睛，手指间忽忽冒血。
小伟急着说，哥，你刀碰到小欢眼睛了。
啊？什、什么？朱小欢脸上的血越来越多。我吓坏了，完了，眼睛肯定报销了。
开始，朱小欢还能哭出音节来，后来干脆就嗷嗷的叫起来。痛苦的样子让人不忍心看。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回是彻底完了。
不象现在的孩子喜欢玩电子游戏，那时候的孩子都喜欢玩火。
我的那次“玩火”，属于玩大了。
朱小欢从团卫生队出来的时候，仰着脖子，被她妈妈扶着，鼻子上蒙了一块很大的纱布。我惊喜的看到，他的两个眼珠子好像并没有受到伤害，竟然还会灵活灵现的转来转去。随后跟出来的医生我认识，郝医生，矮胖的爸爸，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套在军装外面的白大褂上，永远都别着一个听诊器。郝医生一口南方口音的说，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淘气，不是孩子鼻梁高一点，两个眼睛就危险了。
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刀刃碰了朱小欢，还是刀背碰的。小伟和我一本正经的分析，估计是刀背碰的，否则朱小欢再怎么命大，也难逃恶运。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站在卫生队门口直给朱小欢的母亲陪不是。朱小欢的母亲连声说没事。但从我幼小的眼睛里，还是很明显的发现了，她说的没事是牵强的。谁的儿子谁不心疼。倒是朱小欢没事似的和她妈说，是我和弟弟要去的，和小伟他哥没关系。激动的我在心里直说哥们够意思。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把朱小欢和朱小乐两个人弄混淆了，因为朱小欢的鼻梁上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字形伤疤。
我是低着头，从西营房回到东营房的。部队官兵住的营房在西，我们叫西营房。家属院和西营房隔着一条马路在东，叫东营房。那天的庆祝家宴，成了我的批斗会。父亲严厉的批评，母亲责怪的话语，让我面对一桌子的好菜，想吃也没敢放的开。可气的是小伟一直在中间“加纲”，说我不该带朱小欢朱小乐去南山。
是我让去的么？我想质问小伟，可刚说出口，母亲就打断我的话说，你别说了，几个孩子里就属你大。犯错误时候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我不再说，只好作出一副虚心接受批评的样子，可心里不服。
我盯了小伟一眼，他居然低头猛吃，没看见我似的。气的我旧仇新恨一古脑涌上心头。小伟就是一个没有哥们立场的人。同样是挨打，他挨打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在母亲面前求情。轮到我挨打，母亲有时候会故意征求他意见，拿出笤帚和炉钩子，问他用哪个打好。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指着炉钩子，说，就用这个吧。如果换成擀面杖和笤帚，他会选择擀面杖。反正都是比较重的兵器。在他看来，领会母亲的意图，可以在下次淘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