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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帮助我逃脱了部分跟我自己身体脱离的心理。许多女性都未曾有探索自己内心的身体平衡感的机会，而我通过摔跤获得了。
摔跤运动员必须用一种把身体范围拓宽的姿势站立，把中心放在臀部，这样她才不会被对手用一个单腿绊倒，或者高胯推或者出其不意的臀摔摔倒。我感到跟自己的身体重新连接上了，我的平衡能力与日俱增。
要是在训练时我没有保持好平衡，我们的助理教练格拉尼特·伊万诺维奇（乌克兰人，刚开始学英语）就会这样描绘我：“风来。”他说，边用双臂做着一侧到另一侧的动作，把风挥舞进来。“要‘呼……’。”他撮起嘴巴，发出吹气声，把手臂平伸，学着我侧躺着的样子。“下次，不。”他会说，然后给我一个夹头摔。他第三次这样说了后，我的身体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我站得直直的，保持了平衡，在他双臂把我朝这边那边猛推时，我的肌肉抗拒着他的推力。
一天在开始训练前，我在穿摔跤鞋，把长长的鞋带绕在后跟上，然后在前面把它们收紧。男队员们围坐着，在做伸展活动。我抬头看着。他们在抓一只两英寸大小的蟑螂。那只褐色的东西在垫子上爬前爬后。男生们围着嬉笑着，蟑螂又一次被弹到了房间的另一侧，勉强能爬起来急急忙忙逃走。这些哄笑着的男孩子们——我对他们感到惊奇。
我想起了跟蟑螂的一次相似的对峙。那时我一个人在女更衣室里，那只蟑螂堵在我的东西前面。我后退，围着它走，朝它扔鞋子。我实在不想碰它。我被抚养长大是要变得这样胆小的吗？我是否可以从来不注意到这个样子？受了欺骗……从什么时候起的？出生？青春期？要绕过去，小心退开，别挡道。没有什么景象像那些自信的大笑着的男人那样，用胳膊肘撑在地上，肌肉绷紧，把一只蟑螂像曲棍球那样玩。
另一天在训练前，詹姆斯和我靠在墙上，坐在那儿说话。他用冰块捂着肩膀。男生们正在用白色绷带捆一名男生的腰，把他的两只前臂绑在两侧——那天是他的生日——把他的双腿也一样绑着。一群男孩子大喊着，大笑着，站在前面，把他拽起来，抛上空中。我的教练大笑着，跟其他人一样响亮，一样无所顾忌。他们都那样开心。詹姆斯和我互相笑了笑，耸了耸眉。在我大脑里我听见了两个声音。一个是逻辑分析发出的声音：这是典型的男性运动，多么吓人，多么暴力。另一个是我的感觉、我的直觉发出的声音：可是这有多开心。看着他们像小孩子般玩耍着，我感到非常开心。
有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希望，对我难以在自己身上抓捕到的那种无形的欢乐的男性的粗犷。男孩子们或许也会在某些方面被教导要虚假、被禁止，可是这种粗犷的欢乐，这种他们对身体的无拘无束的使用却是我在长大以后，在我进入青春期不再是个小丫头的时候丢失了的东西。
我向每天见面并喜欢的这些男生伸出手去，我伸出手要寻找自己永远会成为或者拥有的东西。我看出他们用女性通常不会用的那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我想要找到那些方式。男人们是那样自由，开玩笑那样随意，笑声那样轻松，肉体那样自在。
大多数女性希望拒绝“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参加摔跤，我很多时间都跟男生们在一起。我参加了一项“暴力的”传统上是男人的运动，并从中找到价值观，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像男人那样言行举止呢”？我寻找着男人们在一个传统的男子项目中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男性人格”。男人们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女的，我曾经错过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寻找“我体内的雄性激素，我自己作为女性的某个碎块，我很不情愿去承认或者探索的那部分。”
格拉尼特不仅帮助我提高平衡能力，也帮着增强我的声音力度。教练要我们停下摔跤训练休息一会儿时，我们有时候玩“死亡篮球”游戏。惟一的规则是投篮。运球，抓球，喊叫，用拳头锤打自己胸脯来吓唬另一队，这些都是合法策略。玩游戏者常常最后在篮球馆的硬地板上滚作一团，盲目地在把体育馆隔成两半的帷幕下跑来跑去。
格拉尼特让我做记分员。玩的时候我必须喊出分数。要把我的声音喊到足够大符合格拉尼特的要求使我感觉麻烦很大。每次我喊出分数，他都要摇头，然后用手围住耳朵表示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不够响。他不断地迫使我，让我非常难堪。可是这办法还真管用。我的喊声越来越响。最初几次以后，我不再那么被自己尖厉的声音吓着了，别人也没有觉得太吃惊，因此我一定听起来可以了。罗伯体重一百八十九磅，急跑而去，边叫着：“奈特，我来抓你了。你在哪里，奈特？”去吓一名比较瘦小的摔跤队员。我呼吸更放松了些，知道我的声音不会像他那样难听。他从奈特手里抢过球，扣了一个篮。“二十比十四。”我的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自信，我的游戏也是。我跳起，断球，撞倒几个比较瘦小的队员。我的嗓音能够做到这么大，这真让人惊奇。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举行训练赛，有裁判计分，选拔参加大学代表队的运动员。每个摔跤运动员都参加了争夺战，甚至那些可能不会有机会进入代表队的也是。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