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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男人女人来说，婚姻已泾渭分明地分裂为不同的成分——性爱方面、金钱方面、社交方面、工作方面，等等。
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人。是他这一方面或她那一方面更好的，但永远不会有一个在各方面都最好的人，男人便“顺理成章”地借助一群女人，女人也就“理直气壮”地借助一群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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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种种利害关系而暂时结合，同样会因种种利害关系而迅速分开。
尽管，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了第三次离婚浪潮的愈演愈烈，第三次离婚浪潮又带来了这样那样新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它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的观念的转型，是一种社会进步。历来的许多现象表明（比如，奴隶制社会就没有离婚现象，封建社会的妇女就没有离婚的权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社会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十分明显地反映着“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
在过渡型社会形态中，婚姻男女在人生际遇的丰富性与情感历程的多样性面前，不可能不面临诱惑。我们生活的稳定性连贯性正在被不断跳跃的“场景化”所取代，不同的外部事物刺激出同一个人身上不同的人性内容，现代人内心已无恒定的宁静。婚姻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激活，显然促进了人们的进取心，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寻求某种可靠的安全感，已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有待他们去追求。
据婚姻法学研究会权威人士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婚姻法》的出台指日可待，并将更名为《婚姻家庭法》，条文从原37条扩大到2OO多条。《婚姻家庭法》在夫妻关系上将增加“互相忠诚”一条，强调夫妻双方互相忠诚的义务。
对于离婚，将判决离婚条件由“感情确已破裂”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制定一个婚姻破裂的标准，并将婚外恋与第三者置于违法地位。
《婚姻家庭法》颁布以后，将降低还是增加离婚率？会不会引起第四次离婚浪潮？
让我们拭目以待。
静悄悄的革命笔者在酝酿写作此书的过程中，采访到一家三代真实而又传奇的爱情婚姻故事，很典型地说明了三次离婚浪潮的波澜起伏。
我们首先从第一代的官之麟说起。
1951年2月6日，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收到一份离婚诉状，诉状的呈递人竟是本区人民法院的副院长、1937年震旦大学政法系肄业生官之麟。
当时，人们对中高层干部的离婚再婚现象已有所耳闻目睹，但这一个案还是引起了知情者极大的兴趣。按照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离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共和国首批大法官之一，官之麟对于离婚之难心中当然有数，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数次调解之后，他为什么还如此执着呢？
官之麟之妻刘月琴，湖南省白石铺镇人，杂货店主之女，9岁那年，与小她3岁的官之麟订了一桩娃娃亲。因幼年丧母，月琴自小精明能干，柜前台后，家里家外，让她梳理得井井有条。
官之麟一度被视为白石铺地面的神童：5岁，能背《论语》，7岁，能解乐府。1O岁，父亲便把他送到衡州府读书。
16岁那年春天，官之麟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催促他回家与月琴完婚。他一时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就他已接受的教育和所读的西洋小说的影响而言，要他娶一个“三从四德”的乡下姑娘，显然不大情愿，但在中国旧式社会，违抗父命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我行我素的话，则意味着与家庭彻底决裂。为了不使年过半百的父亲为他这个独生子伤心，伤心的官之麟谢绝了几位学友同赴上海求学的邀请，起程回乡，准备看情况再说。
在摇摇晃晃的二等车厢里，官之麟的大脑极力搜索刘月琴留给他的印象，遗憾的是如同看一部模糊的黑白默片，他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音容笑貌，倒是有一件小事铭刻在记忆中：官之麟辞亲到衡州府上学之前，由父亲引领去看了一回“媳妇”。“小俩口”在院子里喁喁细语，月琴突然要他闭上眼睛，接着迅疾把一粒剥好的糖塞进他的嘴里，小之麟没有准备，一咕噜就咽了下去，压根儿不知是什么滋味，然而许多年后，他仍觉得那味道挺美。
也许，正是这一件小事改变了官之麟的一生。
在少年官之麟敏感的内心，在摇摇晃晃的二等车厢里，回忆很容易被赋予一种诗意的色彩，而月琴那个简单的举动，好像有某种神示的意思。于是，他开始幻想花好月圆之夜，月琴是何等婀娜多姿妩媚多情，你若是不肯与此等女子互结连理，她会有怎样的哀怨，你将有怎样的悔恨？
况且，在官之麟年轻的身体深处，正蠕动着一种解读和探索异性的朦胧的欲望！
当官之麟带着糖一般甜蜜的梦想和诗一般炽烈的情怀被塞进洞房，准备掀起新娘的红盖头，那一瞬间，他的手有点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毕竟，他还只有16岁，他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算合情合理。
尽管新娘既不婀娜多姿也不妩媚多情，但官之麟因有“一粒糖情结”的作用，蜜月还算名副其实。
然而，仿佛有一道坎的存在。蜜月一过，官之麟开始有点心不在焉了。
应该认为，勤劳贤惠的月琴有许多传统美德，其容貌也四平八稳无可挑剔。跟月琴在一起，被无微不至伺候着的官之麟一点儿也不习惯自己扮演的角色，他想替月琴梳一回头，却被她抢回梨木梳子，还说什么：“丈夫要有丈夫的作派。”
除了游手好闲。他实在想象不出所谓“丈夫的作派”到底是个什么玩艺。
他跟她谈外面的世界，讲从域外小说看来的爱情故事，期待她的赞许，可她只是一味地笑着。一味地笑着本无可厚非，问题是，由于得不到她的响应，他没滋没味地缄口不语了，很久，她还是一味地笑着，就让你觉得那笑比哭还令人难受。
此时此刻，官之麟便不由得想起跟同学们在一起的奔放和洒脱。风华正茂的年代，岂能蹉跎？
不久，满腔激情的官之麟便向父亲提出：要去继续自己的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官之麟的力争之下，既守旧又开明的父亲勉强同意了，条件是他必须先为官家添一延续香火的接班人。
度日如年。妻子终于生产了，得一男婴，谢天谢地，皆大欢喜。
不大欢喜的是刘月琴，瞧着如遇大赦、忙于收拾行李去上海念书的丈夫，她心里像打翻个五味瓶：哪个妻子舍得丈夫离开？哪个丈夫舍得离开妻子？你刘月琴舍不得他官之麟离开，可他官之麟却舍得离开你刘月琴。
官之麟临行前夜，刘月琴只幽幽说了一句话：“我会想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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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背对刘月琴清点一摞旧书的官之麟，起初并未在意，刘月琴的话音落下一会儿之后，他的动作突然停止下来，妻子的话仿佛通过一段遥远的空间，才抵达他的内心，并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他慢慢扭过身子，点点头说：“我也会想你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震旦大学读书期间，官之麟因为长相英俊思维敏捷，博得了一些女同学的爱慕，但他一点儿也不为所动。
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是他紧紧内敛其个人情感的另一个原因。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渐渐成为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崇高信仰。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前夕，许多大学都迁往内地。尚未毕业的官之麟决定留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不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给家里的书信越来越少愈来愈短，家里给他的书信越来越多愈来愈长。
一天深夜，不经意间，他捧起妻子一年前就寄来了的儿子的照片，一看，猛然一惊：小家伙又长了一岁！无限愧疚顿时涌上心头，应该也真想回家走一趟了。
就在官之麟准备出发的前两天，组织上突然找他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去，那里急需政法方面的人才。
官之麟二话没说，稍事打点，便与几个同志一道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这样，他同妻儿相见的时间一推就是十几个春秋。
1949年，当他随着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重新回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一家人的团聚才成为现实。
乍见妻儿，官之麟迟迟不敢相认，大有恍若隔世之感：儿子官群，已是一翩翩少年；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妻子刘月琴，尽管还只有三十几岁，但家庭内外过度的操劳，已使她的容颜过早地衰老。
“明琴是为咱官家累成这样的。我要好好地报答她。”官之麟的眼里掠过一种感激和怜悯兼而有之的神情，心里暗暗发誓道。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晚两人就出现了不和谐：长久的分离，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欲望自然不可遏止，也许官之麟太过唐突，未经必要的酝酿，一上床就直奔主题。月琴竟嘤嘤哭出声来。他以为这是她多年来受到的委屈所致，劝慰一阵就没事了。她止住哭泣之后，他又想遂未竟之事，冷不丁，她猛地推开他，住到床的另一头。可以想象他此时的狂躁，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紧跟着……性生活的长久空白，性心理的长期封闭，已造成月琴的性恐惧性反感。他本来应该给她一段自我调适的时间，给她更多的体贴、抚慰和引导……自此，她原本拘谨、顺从、屈抑的性格更加畸形发展。她有了一种对权力的敬畏！这个做官的男人再也不是那个做学生的男人了，如果说以前自己在他面前还有一种姐姐似的优势的话，现在他已变为一个成熟的高大的君主。
她因此努力讨好他、奉迎他，却往往不得要领。比如，临睡前，他喜欢躺在床头看书，她挨着坐下，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一会儿问他要不要茶，一会儿又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