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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要我答应他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要让我先回科学理事会去，帮助威利斯完成一项特别项目，然后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职。
威利斯的特别项目是我为军情五处所做的最有争议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对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个俄国叛逃者奥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工作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甚至只做过一次。
潘可夫斯基当时是军情六处这项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为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并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和意图的情报。大西洋两岸对此都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苏联的最成功的渗透。潘可夫斯基告诉西方，说苏联在古巴有导弹，由他提供的关于苏联核武器库的情报使美国敢在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行动。由他提供的证据使美国识别出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个英国商人格雷维尔·温都被克格勃逮捕，并被判了刑。温是潘可夫斯基和军情六处的中间联系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最后与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交换回到英国），潘可夫斯基则被枪决了。
我曾参与过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那时该案子还在发展。他曾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多次访问过伦敦。在皇家山饭店向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作过一系列的秘密汇报。温特博恩当时因身体不好，长期休养。我便成了A 处二科的代理科长。军情六处要我用技术方法对潘可夫斯基在伦敦的行动进行监视。我安排了监视员对他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并安装了先进的话筒系统，把他和上级彻夜长谈时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录了下来。
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仿佛否定了军情五处有渗透分子这一事实。在米切尔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讨论这一点。假定军情五处上层有渗透分子的话，那么潘可夫斯基就应当是个打进来的间谍。因为从较早的阶段开始，几个高级嫌疑犯，包括米切尔在内，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动时，霍利斯问我军情六处要见的那个间谍的名字，我告诉了他。卡明也问过，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在可以知道军情六处行动的人员名单上。这引来一顿大吵，他挖苦说我翅膀长硬了，他怨恨我对他当时帮助我进军情五处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图报。
潘可夫斯基与我们所掌握的戈利金揭发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将军调去负责格鲁乌，由亚历山大·谢列平接替谢罗夫来负责克格勃。谢罗夫是老式的贝利亚奴仆，脑满肠肥，不思烦恼，而谢列平比他灵活多了。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结论是，不会同西方发生全面的战争。赫鲁晓夫想要知道怎样才能不战而胜，这个问题就交给了谢列平去解决。他进行了六个月的研究之后，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开了个大会，讨论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现代化。据戈利金说，谢列平吹嘘说，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许多亲信，因此他倾向于恢复使用过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来掩饰苏联战略意图的真正实质。
作为谢列平那次大会的结果， 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所有国外行动）成立了D处，专门负责在战略规模上策划欺骗和假情报。D 处处长阿加扬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员。戈利金说，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 处去找过一位朋友，让他在D 处帮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诉他，说D 处正在策划用格鲁乌搞一次大规模的假情报活动。但还无法马上进行这项活动，因为中央情报局对格鲁乌已经有了渗透，必须首先把渗透分子清除出去。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渗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一九五九年被抓获，在受尽折磨之后被处决。
实际上，戈利金再没有回过苏联，因为当时他正准备叛逃，所以对策划中的假情报细节再也无从了解了。他只知道这基本上是一次技术演习，第一总局动员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来参加这次演习。戈利金来到西方后，他猜测中苏分裂也是D 处的计划，这个计划也被用来让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赞赏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继续相信）这种分析。虽然我是早期英美情报界中积极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总是认为，潘可夫斯基行动比中苏关系分裂这种假设更为符合设立D 处的动机。
在西方情报界，战略欺骗已不是什么时髦的概念了。这是因为这种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个概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强大的历史过程。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通过格鲁乌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搞的“信任”行动对克格勃的工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行动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政权受到了数百万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现代俄国情报机构传奇般的创建人捷尔任斯基策划在俄国国内创立一个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虚假组织。这个被称为“信任”的组织吸引了在国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报机构尤其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支持。事实上，“信任”组织是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牢牢控制住的，他们能够使大部分白俄移民采取中立态度，并且使敌对情报活动也有所收敛，甚至还绑架和处决了库蒂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这两位白俄最高领导人。“信任”组织还劝说英国政府不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内部力量会对当时的政权展开攻势的。
战略欺骗是西方情报史的一个主要部分，特别是战时所采用的双重间谍行动，这种行动曾使盟军能够在诺曼底登陆意图上迷惑了德国人。
从一九六三年英美情报平衡的情况可以看出，苏联毫无疑问地已具备了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假情报活动的必要条件。首先，他们几乎从大战以来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层渗透分子。希斯、麦克莱恩、核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布莱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需要进行欺骗的那些组织的详细情报。其次，有一点常常被忽视：苏联人自大战以来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过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对西方信号情报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马丁和米切尔的叛逃事件（一九六0 ）；一九六三年又出现了杰克·邓拉普自杀事件；邓拉普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司机，他把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在他汽车里进行的几十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出卖给了苏联。
我在阅读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档案材料时，有许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了解到的欺骗行动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惊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选的时间太巧了。军情六处由于菲尔比和布莱克叛逃事件的打击，以及克拉布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行动的失败，其士气很低，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迫切需要获得一次胜利。怀特尽力想整顿军情六处，他取消了副局长的职位，并开除了一些与辛克莱有着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员，试图施行某种职业技巧管理，可他总是不怎么成功。他并不是一个极其富有天赋的行政领导。他在军情五处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对该机构及其人员很熟悉，而且对反间谍工作有一定深度的认识，倒不是由于他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眼光。
他调到军情六处之后，就失去了以前那些优势了，因而在他调进去以后的最初几年里，他只搞些权宜之计，而没有一种清楚的战略思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决定让菲尔比仍然在中东指挥我们的间谍，虽然他也认为菲尔比本身就是个苏联间谍。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仅仅是认为如果开除菲尔比，那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反而还会在军情六处内部引起更多的问题。回顾军情六处在六十年代初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宁对捷尔任斯基说过的一句名言：
“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着如意算盘，那我们就把他们所幻想的东西给他们吧。”
军情六处需要获得一次胜利，他们需要坚定获得胜利的信心。他们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终于获得了胜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个地方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第一个地方是他被招募过来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0 年底拜访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主要是安排与西方进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进了使馆之后，立即表示愿意向美国人提供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在他们的保安楼里接见了他。他对这些人说，他实际上是苏联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一个科技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是由克格勃和格鲁乌共同控制的。美国人认定潘可夫斯基是苏联人派来引诱美国受骗的，于是拒绝了他的提议、我阅读档案那段时间，美国已经从另一个叛逃者诺森科那里知道了，他们与潘可夫斯基谈话的那间房子里曾秘密地装有克格勃的话筒。很清楚，俄国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对美国人表示愿意当他们的间谍，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诚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尝试。他在莫斯科找到一个叫范佛里特的加拿大商人，并约好到该商人的公寓里碰面。范佛里特在他的浴间与潘可夫斯基会面。为了避免他们的谈话内容被窃听，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把自来水龙头开着。其实并没有迹象表明范佛里特的公寓里装有窃听器，可潘可夫斯基和范佛里特都猜测公寓里装有窃听器。范佛里特与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有关系。苏联方面在后来对潘可夫斯基进行审问时所提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