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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提到他和怀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知道的被耽误已久的庞大的现代化规划。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利德尔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由于他有才华，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称英国战时情报优势的主要缔造者。可惜由于他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交往，没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愿以偿。从他在录音磁带里的声调听出，他仿佛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喃喃自语，为他所蒙受的厄运进行辩护而追溯历史。
我还听了狄克·怀特关于俄国情报部门的讲座录音带。它显然是在为刚进安全局的低级军官所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上录制的，能听到听众的笑声。怀特很喜欢讲几句幽默话，他的口才带着浓郁的牛津剑桥学究味。他的演说流畅自如，常常插入双关语、警句和引用俄国文学作品。怀特在苏联事务方面极有声望，在担任局长之前，他就是B 处（原反间谍处）的处长。
他绘声绘色地谈到俄国人是如何沉醉于秘密工作，现代克格勃是如何从沙皇秘密警察演变而来的。他分析说明了克格勃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彻而富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常常潜伏着敌意的国家里，俄国情报部门是党的领导的保证。他还谈到，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和俄国情报部门在玩弄间谍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对手。两国的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征的稳重和耐心。他说，“我们的美国堂兄”的热情和过于性急的活动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座的听众都乐了。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认为军情五处正处在一次大的变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他的引导下才会如此。他给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种为安全局工作感到强烈的自豪的情绪。他的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始终，甚至在他离开军情五处调进军情六处之后，还依然存在。他是个实干家，深信他苦心经营的组织会保持它们应有的风貌。这促使他尽力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保持分寸的禁欲主义者。
训练快结束时，我开始参观这幢楼，由卡克尼或温特博恩陪着。整个环境非常拥挤，一间办公室有四个官员。看来我算是受到了优待，在六楼单独有间办公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学校。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整天被阿谀谄媚包围着， 犹如学校的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奉承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先生”。军情五处的这种风气，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醉心于情报工作这场伟大的游戏，以致他们全然不屑于它的渺小，从而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人迷的事业来。
从表面上看，军情五处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与色彩，但却陈旧。每逢举办一年一度的球类比赛时，就停止办公。军情五处在比赛场地附近的贵族酒馆里还有一小块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级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花上半个小时来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些扰频电话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用来传递西方世界的最高机密的，此时此刻却被官员们用来把稀奇古怪的、编成暗语形式的问题从一个办公室传递到另一个办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着左角最末一行第七个字是什么”；“我的右胸空荡荡的”，意思是“中间横着的第十二个字是什么？”考特尼·扬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游戏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苏联间谍科（D 处一科）的科长。他总是说，用铅笔来做这种游戏实在太简单了，应该用脑子来做。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窍门，终于我再也经不住这种诱惑，向他发出挑战。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结果，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请他喝酒，他乐得不可收拾。
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是档案室。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整个底楼全是它的地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伦敦老家遭受轰炸时文件丢失或损坏，档案室被迁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里，可是这次迁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监狱被炸了，许多文件被大火化为灰烬。抢救出来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里。六十年代时，我们在研究三十年代扩编时期的这段历史时，常常要查阅一些战前的文件档案。这下可真劳神啦，对付那一页页烧焦的纸，你非得用镊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你一定要保证迅速归还你借阅的文件，听见了，彼得？你别跟有些家伙学，我不愿跟在后面催你。”
波特其实应该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小镇图书馆馆长。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后来成了不受档案室欢迎的许多赖皮当中的一员，常常积压一大堆文件不还。但是，我与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巴戈特是F 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监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好几十年了。我总认为，她很像约翰·勒卡里笔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点神经质，但对事实和档案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波特和他在档案室的接班人对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处索取一大叠文件之后，波特便会喃喃自语：“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后能收回文件。”
档案室这个地方总使我感到新鲜好奇。这里使我内心充满了期望，一旦置身于这些纸堆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波特告诉了我关于借阅和归还文件的手续，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处理过。他设计了一种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边，索引和备忘录则放在左边，这样可以便于快速查找。
整个系统是以精确而严密的分类为前提的。官员要把文件归档时，必须经过波特手下的办事员的同意。有些借阅文件的官员由于其要求提得笼统而被拒之门外。借阅文件时，需填写借阅申请单。这些申请都要求被记录下来。如果对某个人的档案进行查询在两次以上，那就自然要为这个人单独建立一份档案。档案室的文件分为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类是人物档案，或称人档。浅黄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时，大约有二百万份个人档案。这个数目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数目才开始有所上升。第二类是专题档案，或称组织档案，譬如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档案。专题档案常常分为若干本，与人物档案相互参照。第三类是目录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