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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眉头。当然不是因为嫉妒。她的担忧完全来自商业：“要是有哪个生气的小妞在网站上揭穿西碧莱恩其实是条古怪的中年色狼，那可就全完了。”
她当然很正确，她说得对，可我还是愿意打开那些女孩在邮件里指引我去的个人空间和脸书页面，看着蕾丝和鲜血的画面，听着叮叮咚咚或哀怨叹息的音乐，感受这种忧郁毁灭的荒谬诗性。我见过红色和紫色的头发，青春后期的穿刺奶头，讥讽愤怒的不悦表情，浣熊般的鬼怪化妆背后是惊恐孩童瞪大的双眼，就仿佛在这个下层世界，你可以既是不敢睡觉的受害者，又是床底下的怪物。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怎么会认定她迷恋鞭打、捆绑、血族和“极限肛交”（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她为什么会允许别人给她扣上钢铁腰带，用假尖牙啃咬她的脖子，看着她真正的鲜血滴进银质圣餐杯？是什么社会、精神、性欲的力量能让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变得如此扭曲？我不知道，但我很想找到答案。
克莱尔禁止我去寻找答案。“别和怪人搅和在一起，”她告诫道，像是已经第三次离婚的女人，“他们到最后总会让你害怕。”这么说似乎挺有道理，但坐在照相馆的灯光下，汗水浸湿了礼服和假发，摄影师正在研究这次要怎么拍我，这个念头显得有点无关紧要：我还能害怕到哪儿去？克莱尔走到相机后和摄影师商量，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和以前一样，这张脸让我不安。
经过增光、电脑处理、上色和印刷，照片估计还能入眼：一位和蔼但有些严厉的老妇人。但在原始格式之下，被这些灿烂的白炽灯照着，我显得惊恐万状。我们都是父母的基因组合，但此刻的我更像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是疯狂的克隆实验出了岔子的产物。我母亲生前相当有魅力，哪怕后来上了年纪长了体重，可爱的脸蛋还是始终如故。我有一部分像她，但加上我父亲的大鼻子、尖下巴和难处理的眉毛，这张脸简直是个廉价的恶作剧。也可能——也许更可怕，因为我不太记得我父亲，只在梦中和照片里见过他——我就是我父亲，年龄比他早逝时还要大，在噩梦中戴着我母亲的头发、眼睛、嘴巴和胸部杀了回来。我不像我父母的后代，更像他们的灵媒：鬼魂进进出出我的肉体，两个灵魂彼此交融。有时候，哪怕不穿这身女装，只是走过镜子或橱窗时我也能看见，见到的东西让我难以呼吸：我母亲临终前几个月的面容，病痛让她神情冷峻，癌症吞噬了她的女性特征，她看起来很像我。我是我垂死的母亲。我是我的父亲——假如他活到了年华老去的时候。
“喂，你们在等什么？”我问，逃出镜子里的深渊。
“稍等片刻，”克莱尔说，“你的鼻子上有一块黑影，我们正在想办法处理。”
“祝你们好运。”我说，尽量不去看镜子（已经见到了父母的鬼魂，天知道这次会见到什么）。我掏出最后一封书迷来信，沿着封口撕开。信很短，用蓝墨水写在活页纸上，笔迹属于聪明的四年级学生，松散的文字爬出格线。
“我操！”我叫道，站了起来。
“哈利。”克莱尔斥责道，因为灯光已经全部就位，我乱动很可能让鼻子的问题雪上加霜。
“我操！”我挥舞着那封信，“快来看。”
她接过那张纸，读了起来：
亲爱的汤姆·史丹克斯：
我是《淫欲》的忠实读者，我认为你很会写，杂志也很好。我有一个商业提议给你。有很多人出钱请我把我的故事卖给媒体，但我从没讲过我真正的故事，讲过完整的真相，那些人遇到了什么事情。我说的是“一切”！也许你可以和我合写这本书？肯定会大卖特卖。要是有兴趣讨论就来见我。我有一些条件。
您忠诚的达利安·克雷
“达利安·克雷？”她回想着这个名字，忽然瞪大眼睛，“不是那个砍头怪客吧？”
“就是他。”
摄影师喊道：“好了，我准备好了。”克莱尔没有搭理他。
“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她说。
“怎么可能？那时候你才五岁。”
“我老爸娶了个模特，虽说婚姻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吧，我记得她吓得屁滚尿流，她拍完夜景后老爸得去接她。”克莱尔低头看着手里的信。“真是难以置信，我碰到了他摸过的东西。你一定要帮他写这本书，”她咧嘴对我笑道，“太带劲了。”
“我还没答应呢。是不是真事都还难说，咱们走着瞧。”
摄影师走过来，点燃香烟，说：“不好意思，克莱尔、洛琳度—高尔德夫人。也许你们不在乎，但这次拍摄已经完蛋了，因为鼻子又回到原点了。”
克莱尔把那封信递给他，说：“给你也看看吧。达利安·克雷。”
“我的天，那个拍照狂魔？”他扫了一眼信件，喷云吐雾，“我记得很清楚新闻说他落网那会儿我在什么地方。我前妻的仓库公寓。当时我正在烧韭葱和马铃薯汤。我有个朋友认识一个见过那些照片的人。呃，总之他这么说来着。”他把那张纸还给克莱尔，“不过这个太病态了，你别接。”
“他当然要接，”克莱尔说，“必须要接。”
“好吧，要是他非接不可，”他问克莱尔，像是我根本不在场，“作者照片能交给我拍吗？”
10
向克莱尔这种出生没多久的、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和我母亲这种宁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朋友介绍一下情况：达利安·克雷，江湖人称“摄影迷”和“拍照杀手”，于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间在纽约市绑架、折磨并残酷杀害了四名女性。这位狂性大发的艺术爱好者强迫女人摆姿势供他拍照，然后杀死她们，肢解尸体，将尸块（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尸块）扔在皇后区和长岛各处的垃圾箱里——只有头部除外。
照片于他被搜捕期间被寄给警方，也许是为了嘲笑，也许是希望能在找到各个女孩的尸块时公之于众。尽管照片没有向大众公布，但媒体用来形容的字句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造型”、“可怕的场景调度”和其他栩栩如生的恐怖术语。我记得那几个月，歇斯底里的情绪在这个城市逐渐累积，每次杀戮都让恐惧和愤慨更进一步。小报的血色头版标题喊得声嘶力竭，电视播放警方的素描，警告女性注意铅笔画像中可能是五十岁以下任何一个白人的罪犯。一个专门热线的设立使得群体惊恐愈演愈烈，因为虚假目击、虚假指控和虚假自首接踵而来。市府会议开得火药味十足，萨菲尔警务专员和朱利亚尼市长焦头烂额。市长安慰大众说只有少数女性——年轻貌美的模特——才真正需要担心，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有委员会义愤填膺地讨论物化女性的问题，我们色情业自然被指为同谋，时尚业和广告业陪绑，因为我们不知怎的让砍杀女人变得“可以接受”。我承认，当时这个念头确实让我惊恐。我总能看见一摞染血的《淫欲》杂志，封面标着我的名字。不过正如珍妮在我无法入睡时安慰我说的，我们的一般读者群其实只是半夜上厕所的孤单保安，还有车里蹲守的警察，边吃甜甜圈边等凶手露面。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却有了疑虑。
第五个女人诺琳·维拉诺波利斯打电话报警，声称有个可疑的男人企图哄骗她当他的模特，克雷终于落网。审判时他不承认有罪。他坚称所有遇害的女性全是自愿接受他雇用的模特，离开他的地下工作室时都心情愉悦、毫发无损。陪审团听得很恶心，受害者的亲属更是拒绝承认。在他家地下室发现的DNA证据（毛发或血迹）将他和受害者联系在了一起，证人指证他（或一名符合其相貌特征的男子）出现在两次绑架地点附近。克雷锒铛入狱，不允许保释，经过漫长而熬人的庭审后，所有指控均落实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最近这十年一直在死囚牢房，消耗剩下的上诉机会，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按照这封信说的，他花了很多“自由”时间阅读我用化名写的色情作品。
克雷始终没有坦白。那些头颅仍告失踪。
11
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