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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论述，他与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所谓共同性，他的罪行与艺术及文学（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相通性。无论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有个微小但基本的区别始终存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这就是他的盲点。
他承认他是邪恶的，又立刻运用他强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恶的道德体系，但他没有对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过半点疑问。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疯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组织、有体系，甚至有才华。疯狂可以完全自圆其说，比方说偏执狂，形成了一个自洽的系统，不承认外部的真实性和客观真理：谁质疑我就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看法。同样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聪明，我不怀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灵存在破绽，在根基上就不对劲，因此他无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么卑微）：真的写出点什么东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产了几封信而已。以艺术家而言，他创作了几张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陈。
倒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是疯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许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疯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个疯疯癫癫的行当。但我认为写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于遗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没，将一切都记录在纸张上。是什么东西希望拯救万事万物，想带上无论好坏的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前进？除了爱，还能是什么？我们这些写类型小说的，还有我们的侦探和杀手，我们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许正因为这个，我们才会一次次返回同样的故事，就像孩童抱着他最喜欢的沾着糖水的书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终的圆满；给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间，每天早晨从闹鬼的树林里抱回一把新鲜的悲哀；创造出手拉手的连串小人，永无止境的分叉树木，供鬼魂居住的书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态体现的执着——系列小说。
列车回到纽约，我被这些念头弄得疲惫不堪。列车穿行于后巷和隧道之间，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向过去——童年时光。不是我的，而是克雷的。我半梦半醒地翻阅他讲述的杀戮起源。沙鼠，仓鼠，随便什么鼠。我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转轮在我脑袋里原地疯转。细小的骨头在我嘴里像脆饼般折断。我在佩恩车站醒来，头痛欲裂，汗津津的右手攥着左手。
我换乘地铁，回到地面过河时，天已经黑了，手机收到一条留言。珍妮。她和她丈夫讨论过。他们很愿意在下一期《破格子呢大衣》上刊登我那本书的节选，甚至当作一期犯罪专刊的中心文章，组织读书会、派对，宣传。虽说我已经有个不错的经纪人了，但他们跟他们的经纪人和编辑提了提，所有人都很想看看这本书。真是不难想象。
回到凄凉的公寓里孤零零地睡沙发，不对劲的念头令我越来越害怕，我看见莫里斯还在打扫店堂，跑过去敲敲他的窗户。他放我进门，但拒绝了我绝望的恳求，不肯陪我喝一杯。
“别在意，但跟你和那些异性恋喝酒对我影响不好。”他说，“再说我和盖瑞还有计划呢。不，你不能来。给你这个，希望你能开心。”
他拿给我一把漂亮的鸢尾。
“我的新作品。自己种的。就在我家后院。”他微笑着递给我。
“天才……”我嘟囔道。
“真的？”
“天才。”我抱住他，踮起脚，亲吻他的两边面颊。
“不客气。”他喊道。我跑出去，挥舞着紫色的花束。我沿着人行道跑回家，掏出电话打给汤斯。他已经下班了。
“急事，十万火急，真的。”
接线员不太情愿，但还是帮我转接电话，最后他终于拿起听筒。背景有电视的嗡嗡声，我听见吃饭的声音，刀叉接触碗碟，酒杯互相碰撞。
“是我，什么事？”
“汤斯，”我喊道，像是想不通过电话就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把头部埋在哪儿了。”
76
挂断电话，汤斯立刻调派人员封锁那片区域，黎明时分，挖掘工作正式开始。特伦斯和另一名探员来接我，先跑了趟唐恩都乐买甜甜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发现警车已经前后封死了街道，红色警灯默默转动。面包车和政府的黑色羚羊占领了整条街道，挖土机在旁边待命。水银灯照亮了那幢屋子和庭院，树林被照得雪亮。混乱的场面吵醒了邻居，他们出门看热闹，在门廊和车道上站成一排，像是见到马戏团进城，打算在马路对面安营扎寨。警察放我们过去，我看见上次打过照面的那个年轻母亲，她站在沃尔沃旁边，望着街对面她总觉得闹鬼的破败房屋，她很快就要知道阴魂到底是谁了。
我们停车下车。天空将亮未亮，风有点冷。穿黑色大衣的调查局探员、穿制服的警察和穿白色防尘服的鉴证人员围上来，拿咖啡，拿我们搁在引擎盖上的奶精和糖包，拿超大号盒子里的甜甜圈，还没凉下来的引擎充当保温器。
屋子的门开了，汤斯出现在门口，估计是被咖啡的香味勾出来的。他朝我点点头，但先低声对部下说了些什么，他们四散而去。
“我一直在和寄养母亲谈话，就是那个格雷琴。”他说，从纸板托盘里拿起一杯咖啡，掀开塑料盖。蒸汽飘了起来。
“然后呢？”
他撕开两包糖倒进咖啡，然后加了两小盒奶精。他从边缘吸了一大口咖啡，重新盖上塑料盖。他叹了口气。
“她前言不搭后语，但没错，克雷经常过来，探望她，照顾她。偶尔还帮她还贷款。”
“太可疑了。”我说，“克雷对她恨之入骨。”
“是啊。还有，她的男朋友被抓过，因为虐待儿童。”
“他在哪儿？”
“死了，肺癌，十五年前。”
“你认为她知道克雷的计划吗？”
他耸耸肩说：“多半不知道。我们要带她回去录完整的口供，但我猜她更像是不想知道。喝喝金酒，看看《价格竞猜》，这么过日子更轻松。”他看我一眼，“还有，在克雷说他去收拾后院时拉上百叶窗。”
“什么？她这么说？”
“对，帮她收拾院子。”
“但应该不是后院，我认为是树林。他说沙鼠还是什么鼠就埋在那儿，也是他拍照的地方。那是他的地盘。”
“对，我知道，你来看。”
我们从车辆之间走过去，另一名探员跑过来对汤斯低声说话，朝胶带后越聚越多的看客比比画画。人群不情愿地分开，几个警察护送一小群人走到前排。来的是死者家属：希克斯先生、哈瑞尔夫妇、约翰·通纳，他们眨着眼左右张望，像是刚从深度睡眠中惊醒。
“稍等。”汤斯说。他灌下一大口咖啡，走了过去。他和家属轮流握手，碰到男人就使劲摇一下，对哈瑞尔夫人是轻轻一捏。他们围住他，小声交谈，每个人都瞥了我一眼。哈瑞尔先生茫然眨眼，还是上次的那个呆滞表情。希克斯点点头，我也对他点点头。哈瑞尔夫人看着我，露出由衷的笑容，抬起手指轻轻摆了摆。我报以微笑，也挥挥手，感激得难以形容。只有通纳不肯和我对视，估计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还有点尴尬。他看着汤斯，在小记事本上写写画画，直到手机响起，他转身接电话。汤斯走回来，对我点点头，我跟着他过马路，忽然在人群的另一头看见达妮，她一个人站着。我抬手打招呼，但她似乎没看见。她站着一动不动，视线能刺透我的皮肤。
“来，”汤斯说，“这边。”
我们走进大门，我再次走过茂盛的树丛、朽烂的别克和拉着百叶窗的下沉房屋，这会儿到处都是身穿蓝色风雨衣，戴着橡胶手套的人，他们这儿戳戳那儿擦擦，天知道在看什么。后院那段倒下的栏杆已被搬走，原处贴着一条红色胶带。一名警察点点头，抬起胶带让我们过去。
树林里仍旧黑洞洞的。光线从树干之间横着照过来，从上方的树叶缝隙之间漏下来。光线一次只驱走一团黑暗，轮流照亮一截树枝、一块石头、一张反光的脸、一只手。挖掘的鉴证人员还开着手电筒和头盔灯。他们移动和挖掘时像是被光束系在了地面上。周围渐渐亮起来，灯光一盏一盏熄灭。他们用胶带将树林和草地分成网格，插上小旗和带编号的塑料定位桩。静电噪音和无线电对讲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
还没有任何发现。我们耐心等待。太阳升起，白昼降临。我脱掉外套。不时有探员过来找汤斯，他的对讲机和手机响个不停，他每次接听都用一根手指堵住耳朵，朝着对讲机或手机大喊大叫，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和我一样站在那儿。他喝完咖啡，找地方扔垃圾，最后给了一个拎着一塑料袋挖出泥土的探员。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看着我，耸耸肩。
“怎么想？”
我也耸耸肩。“不知道。”我犹豫片刻，四下看了一圈，然后压低声音说，“呃，我要撒尿。”
他皱起眉头，说：“憋不住了？”
“实在憋不住了。”其实我刚到这儿就想去厕所，但不管往哪棵树后躲都会撞见调查局的探员。
汤斯叹道：“去屋里上吧。可不能出任何意外。”
“哈，哈。她在屋里吗？”
“谁？寄养母亲？不在，她去总部了。”
“好，我去去就来。”
“随便，不着急。”
我按原路返回，小心翼翼绕过做了标记的地方，穿过栏杆走进后院。这地方也许曾经笼罩着幼稚的鬼屋气氛，此刻却和大多数吓人的地方一样，在白昼的光线下显得狭小而悲哀。话虽这么说，但想到进屋我还是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