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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罗斯拉夫尔市一家大餐厅里，恰好在许多人用午餐的时候，有个人拿着个刚从修理铺取回的汽油炉走进来。两个看门人一见他便抛下自己的岗位，跑出了存衣室，所有顾客和服务员也都跟着跑出去了。这时，收款处的现金收入全部不翼而飞。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许多，谁能记得清！总之，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
我们应该再一次为侦缉机关说句公道话。他们不仅为捉拿肇事者作出最大努力，而且对罪犯们制造的各种现象尽其可能作出了解释。结果，一切现象不仅都得到了解释，而且这些解释还应该说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
侦缉机关的代表和一些经验丰富的心理学专家一致确定：这个犯罪团伙的几个成员，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当然是卡罗维夫）具有非凡的施行催眠术的本领，他们能够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地点产生错觉，觉得自己不在自己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在别处。这些家伙还能使人们感到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存在着某些人和物，或者相反，使某些实际存在的人或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经过这样一番解释，一切便完全清楚了。甚至那件最使人们激动的、似乎根本无法解释的事——发生在第50号住宅中的射击失灵现象，也可以解释了：实际上，吊灯上根本没有什么黑猫，更谈不到有人拒捕和用勃朗宁手枪回击问题——人们只是在对空射击。而人们觉得吊灯上有只猫在打枪，那不过是卡罗维夫施行的催眠术，当时卡罗维夫也许正站在射击者们的背后欣赏着自己那超群的、但却被用于罪恶目的的绝技吧。后来浇汽油烧房子的当然也是他。
斯乔帕·利霍捷耶夫当然没有飞到什么雅尔塔去（这种事甚至卡罗维夫也未必能办到），更没有从雅尔塔往莫斯科拍什么电报。他一直呆在家里，好好地呆在珠宝商遗孀的故居。不过是卡罗维夫进来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让他看到一只拿着叉子吃醋渍蘑菇的黑猫，他吓得晕倒在地，一直躺在地板上，后来卡罗维夫又嘲弄地给他戴上一顶呢帽，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机场。而在这之前，卡罗维夫已经用催眠术使去机场等候斯乔帕的刑事侦缉人员相信，斯乔帕一定会从塞瓦斯托波尔飞来的飞机里走下来。
不错，雅尔塔的刑事侦缉局倒是肯定他们确实收容过一个赤脚的斯乔帕，而且为此事往莫斯科拍过电报，但在档案里却找不到这些电报的底稿。因此，只好作出这样一个可悲的、但却是无可辩驳的结论：这伙施行催眠术的匪徒掌握了在极远距离施术的绝技，而且不仅能对个别人施术，还能同时对一群人施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能使一些意志最坚强和心理状态最健全的人发疯。
至于站在舞台上往池座观众口袋里装一副扑克牌，或者使妇女服装失踪，让小圆帽发出猫叫声之类的小玩艺儿，那更是信手拈来，根本不在这帮人的话下！这类小玩艺儿，包括摘掉报幕员的人头这类魔术，连掌握一般催眠术的职业魔术师都能表演。会说话的猫更是小事一桩，要想在舞台上向观众提供这样一只猫，只要掌握腹语的基本要领就可以了，而卡罗维夫的本领远远超过腹语基本要领，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
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几副扑克牌或出现在房产合作社主任博索伊公事包里的几封假信。这些事都无足轻重。重要问题在于：正是这个卡罗维夫使柏辽兹丧生在电车轮下，使可怜的诗人伊万·无家汉精神错乱的；他使伊万产生幻觉，在噩梦中看到古代耶路撒冷城，看到炽热的太阳烧灼的秃山顶上有三个绑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正是这个卡罗维夫把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和她家的女佣人娜塔莎从莫斯科劫走了。这里顺便提一下，侦缉机关对这件事特别注意，因为必须查清：两位妇女究竟是这伙杀人纵火犯强行劫走的，还是她们自愿跟罪犯逃跑的？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作的荒谬而混乱的证词，鉴于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给丈夫留过一张奇怪的、无法理解的字条说她要去当魔女，又考虑到娜塔莎逃走时留下了全部衣物，侦缉机关得出的结论是：女主人及其女佣人，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催眠术作用下被那伙人劫持走的。另外，还有这样一种看法（很可能这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两位妇女的美色吸引了那伙罪犯。
但是，只有一点侦缉机关还完全不能理解：这帮匪徒把一个自称为大师的精神病患者从医院里劫走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始终未能查清这一点，而且到底也没有确定那个被劫走的病人的真实姓名。因此，那个病人也就带着“第1病栋第118号”这个“谥号”永远消失了。
这样，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侦查工作便也就此结束。一切事情总要有个终结嘛！
几年过去了。沃兰德、卡罗维夫及其他人和许多事情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渐渐淡漠了。许多曾吃到沃兰德一伙的苦头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各种变化。不管这些变化多么微小，多么无关紧要，总还是应该提一提的。
先说乔治·孟加拉斯基的情况吧。他在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月后痊愈出院，但他不得不辞去瓦列特剧院报幕员的工作，而且是在人们对魔术表演及披露内幕记忆犹新、剧院最上座、观众蜂拥而至的演出旺季辞去这一工作的。孟加拉斯基离开剧场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明白：每天晚上在两千名观众面前抛头露面，必定会被认出来，观众无疑会经常冷嘲热讽地问他：您觉得怎么样，到底有自己的脑袋好，还是没有自己的脑袋好？……这太叫人难堪了。
再说，一个报幕员必须经常保持一种乐陶陶的快活劲儿，而他孟加拉斯基现在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这种气质。他有一种痛苦的、很令人不快的后遗症——每逢春季月圆时他就感到心里惶惶不安，时而突然抱住自己的脖子，心惊胆战地回头张望，哭泣。不错，这种症状发作一阵后便自然消失了，但有了这种后遗症总是不宜重操旧业的。于是他只好辞去工作，深居简出，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按他个人比较保守的估计，他的积蓄应该够他花十五年的。
孟加拉斯基离开了剧院，从此便再没见过瓦列奴哈。而在这其间瓦列奴哈却成了个很受群众欢迎的人，因为他变得态度谦虚、有求必应了。这种作风甚至在所有剧院的行政领导中都很少见。例如，那些经常索要免费入场券的人简直把他称为“慈父”。不论什么时间，不论谁往瓦列特剧院挂电话，都会听到一个温和的、又有点感伤的声音说：“喂，请您讲吧。”而当对方提出要找瓦列奴哈时，他便会用同样的声音马上回答：“我就是，愿意为您效劳！”不过，瓦列奴哈这种客气态度也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斯乔帕·利霍捷耶夫当然再也没有使用过瓦列特剧院经理室那部电话。他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出院后马上被调到罗斯托夫市当了一家大食品商店的经理。据人们传说，他现在完全不再喝波尔图葡萄酒了，只喝用醋栗的幼芽浸过的伏特加，因而身体比以前强壮得多了。据说他现在变得寡言少语，尽量避免跟女人打交道。
撤销利霍捷耶夫瓦列特剧院经理职务这件事，并没有给里姆斯基带来他幻想多年的快乐。里姆斯基经过一段医院治疗后，又去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从疗养院回来后，这位老态龙钟、脑袋不住摇动的财务协理，便向瓦列特剧院提出了辞呈。有趣的是这辞呈是由他的夫人送交剧院的，因为里姆斯基本人连白天去剧院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洒满月光的破玻璃窗和从窗外伸进一只长胳膊来够窗子插销的情景，至今他还历历在目。
财务协理从瓦列特剧院调到了莫斯科河南岸一家儿童木偶剧院。他如今无须再因工作问题同阿尔卡季·仙普列亚罗夫打交道了，因为仙普列亚罗夫一下子被调到了遥远的勃良斯克市，当了那里的蘑菇采购站主任。这几年莫斯科人能吃到鲜美的腌黄蘑和醋渍白蘑，人人赞不绝口，因此大家都认为把仙普列亚罗夫调到那里是十分明智的。至于仙普列亚罗夫过去那项工作，也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未能作出成绩的那项音响学方面的工作，现在仍然是老样子。
放下仙普列亚罗夫不提，还有一个人也和剧院完全断绝了关系，这就是尼卡诺尔·博索伊。虽说他除了爱好免费入场券之外，实际上与戏剧界未曾有过什么关系。如今尼卡诺尔·博索伊非但自己不再买票去剧院，即使给他赠送票，他也一慨拒绝，甚至达到了“谈剧色变”的程度。他现在恨剧院，而区还十分憎恨诗人普希金和那位有才华的演员库罗列索夫，尤其对摩罗列索夫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所以去年，当他看到报上一则用黑边框起来的讣告，说是库罗列索夫“在风华正茂、方可大展宏图之年不幸因脑溢血逝世”时，竟高兴得喊叫起来：“活该！活该！”他过于激动，血往头上冲，脸涨成紫红色，自己险些追随库罗列索夫而去。不仅如此，由于这位小有名气的演员之死，博索伊的脑海里搅起了许多沉痛的回忆。他当天晚上独自伴着那轮给花园大街洒满银辉的满月喝了个酪配大醉。每喝下一杯，他脑海里的可憎人物的行列便增加一个可恶嘴脸，这里面有：倒卖外币的谢尔盖·敦奇尔、妖艳的伊达·盖尔库拉诺夫娜、喂养着几只斗鹅的红头发汉子和爱说大实话的尼古拉·卡纳夫金。
那么，这些人又都怎么样了呢？对不起！这些人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同样，根本没有过那么个大剧场和主持那次“节目”的和蔼可亲的演员，也没有过那么个把外币藏在地窖里烂掉的吝啬鬼波罗霍夫尼科娃姨妈。当然也没有过什么金喇叭和蛮横无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