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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说法过于抽象和空洞，我们不妨在相反方向找出一两个例子，作为较实际的证据。劳德任大主教时，约克大主教曾写信给他：“我发现各处的牧师都在砍伐、更变、修正、节略和增添。”有些荷兰员工受雇在剑桥以北的沼泽地（thefens）做排水的工作。大主教看到这些工人用他们习用的仪式做礼拜，立刻命令他们参加附近的英格兰教会。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所谓宗教仪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习惯，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英格兰教会更怕变更，自己也拒绝对新时代作调整。又根据可靠的来源，克伦威尔于1647年和查理谈判的时候，他曾说出要是荷兰的政治体系能移植于英国，英国人民必蒙其惠。这种话里表示他念念不忘良心自由，而非关怀一种抽象和空洞的观念。尤其与英格兰教会大主教之态度相比，克伦威尔的信仰是他思想的主宰。它既可渗透到政治里，也可以贯穿到商业政策和经济生活中。他和其他的清教徒一样，都以为自己的积极性格概系神赐。在同时代一切都在转变之际，这种信仰也可以发挥于其他的地方。韦伯（MaxWeber）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的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此看来，克伦威尔虽没有出面推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却在他的领导下发育成长，而不在国王及劳德大主教领导下一成不变的环境里发育成长。
现在再追叙1648年的事迹。第二次内战较前次单纯得多。当时国王还被拘禁，虽说议会派、苏格兰人和过去的保皇党联合与圆头党对敌，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队，起事时也只像没有协定的反叛，此触彼发。新模范军不费气力就将他们一一削平。只有苏格兰军队，曾与敌军进行战斗。可是苏军的行军状态，队伍前后缺乏联系，就给克伦威尔打得落花流水，整个二次内战前后未逾半年，圆头党战无不胜。战局一结束，克伦威尔等人即以“流不应流之血”的罪名，清算国王和议会。
整肃议会很容易执行。长期议会的下议院此时大概还有200名议员。圆头党军人派兵站驻门口，属于长老会的议员约140人不许入内，只剩下50到60个议员，史称“尾间议会”（RumpParliament）。他们任命了一个150人的特别法庭审问查理一世。国王不承认他们有此权力，并且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仅是本身，也是全国臣民和他们的自由。但是法庭由过激派为首，仍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仍有很多陪审官不愿在“死刑执行书”（deathwarrant）上签名，克伦威尔威胁之后，才有59人在行刑书上签名。将国王处死是极不得民心的行动，只是这时以武力为主，反对克伦威尔的力量又都被镇压，英国的公民国家，自此开始。但是昙花一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称当年为查理二世之第11年）克伦威尔被剖棺割尸示众，斯图亚特王朝否定公民国家和护国的合法性。
内战前后，英国完成了无数政治文献，有的由议会提出，有些由新模范军的军人提出，有的似临时约法，有时又像议和的条件，内中有限制主教的权力、国王颁布重要任免时议会的同意权。有些文件还提及王室子弟的教育问题。总而言之，都有成文宪法的意义。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为众所公信？为什么当中没有一件行得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英国人的公平守法，竟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周详的折衷方案，为众人遵循？
这问题似乎可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无政府形态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解答：中国军阀时代，也有很多人发出无数通电和宣言，也前后写过不少约法和宪法，而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则是撰写者以一种理想的境界为标准，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也就忽略了这时候政府本身是一个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body）。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权力如何分配或执权者应受何种监视，而是在上层的理念如何有效的传达于下层。此时除非社会整个改组，否则财政与税收无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英国之在17世纪，也和中国在20世纪一样，正由一个旧式农业体制转入一个新式的商业体制。除非农村里最基层的结构也能适应商业管理之法制，否则实在无法可遵循，也非单指责执法人员不守法就能解决问题。
克伦威尔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担任英国之独裁者达9年余，最后5年称“护国公”（LordProtector）。拥戴他的军人也让他自立继承人，他以自己的儿子理察（Richard）为第二个亦即最后一个护国公。英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的时间一共只有11年。其中为护国之5年，实际为变相之君主制。
克伦威尔取得政权之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宪法基础。“尾间议会”不合作，他亲自率兵去解散议会，他自己召集的议会，也发生查理一世同样的困难。他取消上议院，后来又重新组织了一个上院。克伦威尔也重颁爵禄，很多受封荣衔的人是他的亲戚家人，部曲徒从。护国实质上是军事统治。全国划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派一位少将监理，综揽境内治安收税以及监督民间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义者为提倡全民平等，到处散发传单，克伦威尔将他们逮捕入狱。克伦威尔是有为人诟病处。他的儿子理察未曾建军功，更缺乏威望和驾驭将领的能力，继任为护国公后才8个月就被迫辞职。护国群龙无首，给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终被央请回国，恢复大统。
可是如前所叙，强调个人之贤愚不肖，很难将这段历史解释得合理。骤看起来，英国之共和和护国在历史上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克伦威尔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会和犹太人，却不及于英格兰教会及天主教徒，看来也是不合理。可是历史家平心静气的考虑，则又觉得后者之没有列入一视同仁之内，只因为在独立派看来他们自己坚持为国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视其他人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赞成一视同仁。有了克伦威尔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军事统制，17世纪的英国才能自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统治之方式，进入对真人实事负责之形态。历史家无法替护国公或篡位者克伦威尔一一解说，况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动称天命）。只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在17世纪英国展开的程序上讲，以陆军少将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义的气氛浓厚，即算军事统治不符人望，也没有产生反动的效果，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有将一个新兴现代国家的侵略性格向外发扬到极端的形势。这9年之间，英国几乎无时不在征战之中。克伦威尔自己带兵讨伐爱尔兰和苏格兰。海军则因搜查荷兰的船只与荷兰交战，又攻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另外复与瑞典、法国和葡萄牙作战，每次都以签订有利之条约才作罢。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Act）规定英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必用英国或对方的船舶载运之原则，不许第三国之商船从中谋利，也是与荷兰交战的原因之一。在共和与护国将英国海军的地位推到极峰。
读者必须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视远洋贸易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一（马、恩称“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era＇）。在初期聚集资本的时候，商业资本必较工业资本为优先。而迄至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农重于商的国家，这些条件奠定了克伦威尔在划时代的转变中创造突破环境（breakthrough）的功绩，也使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克伦威尔与荷兰作战时，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动和思想的根据，而有意将两国合并为一。
从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复辟，是对清教徒革命的一种反动。斯图亚特王朝既恢复它的政治威权，英格兰教会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独一地位。可是实际上的发展并未如此顺利。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宪君主制的王位，并且对教会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视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时期。
查理尚在荷兰等待回国之际，即发布所谓“白雷达宣言”（DeclarationofBreda），说明他登基之后人民仍将享有良心上之自由。他也表示将不念旧恶，除了议会提出内战弑君的罪犯之外，他准备一切赦免。后来约50人被检举，只有13人判死刑。地产在动乱期间易手的复原办法，也由议会制定。原则上前保皇党之地产由原有人申诉取回。但是因筹备罚款不及，仓皇出卖的，则其成交依然算数。所以查理实际上仍承袭不少克伦威尔时期的作为。
查理二世热衷娱乐与竞技，尤其喜爱赛马，曾自任骑师参与竞赛，也拥有不少情妇，以风流出名，称“快活国王”（merrymonarch）。宗教上他属于自然神派（deism），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即不再过问世事。但他从未表明这种态度，世人也无从了解。只因他饱经忧患，养成若干玩世不恭的态度，也能守口如瓶，因此除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外表，历史家还无法确断他的真性格。他对信教自由的承诺并未兑现。议会仍通过法案，惩罚不照英格兰教会的方式做礼拜的教徒。以后又禁止不奉国教的人士就任各种公私职务，牧师的行止也受检束。又规定伦敦、牛津与剑桥三处之外，不能印刷书籍文件。
国王与议会之融合，只维持了短时间，以后即因对教会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财政问题发生冲突。国王也屡次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