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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
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
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
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
士策一篇以进。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
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
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
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五年
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
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
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
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
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
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
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过五十人。廷试
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
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
“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
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
悉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
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
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
期集费。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
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
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
“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
旧制，开封府发解三百馀额，国子监额不及其半。至是，合试而通取之。
九年，殿试进士。初，覆考官陈泽等考上一甲文卷失当，赎金有差。诏自今
唱名尽四甲，而礼部正奏名上十人，未与者奏听裁决。
元丰元年，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试，通取解额。其诸州不满百人者，令
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额，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试所解试业《诗》者
十人而取至四五，《书》之一经止取一人，等之业文，不应能否相绝如此。愿分
经立额，均收其长。”诏自今《诗》、《易》悉占三分，《书》二分，《周礼》、
《礼记》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讲官考试，诸生在学，熟知其平时议论趋向，
则试文易投其好，而远士往往见黜。考官用监学讲授人。”诏差官日取裁。知
谏院黄履言：“诸科旧试记诵，故口授为传义，重其法禁。今大义须文，岂容口
授？而重法如故，仍酿立告赏，证左又皆其徒，虑有诬枉，请改立法。”从之。
五年，先是，帝见黄裳所为文，爱之。至是，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
试策，在前列者皆不称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见，乃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
实赎金。
八年，济、博、棣三州诸科举人诉於礼部，言：“诸科旧额多归进士，仅有
存者，又有以尽解新科明法。今试而中，无额可解。”於是常留诸科旧额十分之
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知徐州苏轼上言，乞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事见《胥吏门》）
哲宗元二年，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
《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
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
《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梁》、《仪
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尚书省言：“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
识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知解释，不通声律体要之学，深虑用之文从此遂息。
兼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若非议而更之，
必且大弊。”而礼部请置《春秋》博士，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奏：“国
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馀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
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
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
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
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
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
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已作。此於取弃难易之，
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已之说，
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又言：“近制，
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
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
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
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
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
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後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
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
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
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
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
至於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
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
元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
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
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就，不愿再有
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
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
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
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
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
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後，所学文词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
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
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
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
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
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
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於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
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
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
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後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
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诗赋进士亦自
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
察以闻。各用其州解额，无其人则缺之。
司马光奏：“乞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