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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灿烂的天！虽然人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可是巴金却从心里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他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真正做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从心里支持共产党政权，在于他们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回上海后，就准备把在华东数省参观得到的感受诉诸文字。那时，他有一系列写作计划。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收到剧作家曹禺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曹禺向巴金建议，希望他最好暂且放放手边的写作，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巴金去发掘。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2）
巴金当然不会知道曹禺这封信，是代表中宣部某位领导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感受到，曹禺的信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自己，都是最及时最诚恳的建议。巴金知道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勇敢投身朝鲜前线更为紧要的事了。于是，他马上决定到朝鲜去！
萧珊听到巴金的主张后，当然是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她们结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巴金和萧珊始终处于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现在好不容易赢来了和平，萧珊没有想到巴金反而比从前还要繁忙了。尽管巴金经常有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可是萧珊对此感到高兴。她对巴金说：“你去吧，家里的事都有我来管。两个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巴金与萧珊洒泪而别，然后他乘上向北京飞驰的列车。在古都北京，很快就组成了以巴金为组长的中国艺术家赴朝创作组。副组长是从延安来的著名版画家古元，而参加这个赴朝创作组的所有成员，也多是来自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和画家。这些颇有造诣的艺术家都在巴金的领导下，进行了赴朝前的紧张学习。巴金感到他此次赴朝，不仅仅是为着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代着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前往朝鲜战场去慰问中朝两国抗美前线的战士。
让巴金感到惊喜的还有，他在那些旧信件中，居然发现了一封萧珊亲笔写给他的信。他仔细一看，发黄的信竟然也是他在去朝鲜期间中收到萧珊寄自上海的家书。这样的信竟然在“文革”以后重新看到了，这对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太珍贵了！”巴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他看着妻子1952年给他的信，眼睛竟又湿润了！这原来是他刚从上海到北京时萧珊从上海写来的信。今天读到它，巴金就会想到他与萧珊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
李先生：
今晚上小康请我们去吃面，出去之前以为有你的信来，没有等着，小妹吵着要看对面的电影，我把今上午写的信寄了。回家读到你的信，一时感情很波动，无法自制，我多么想能紧紧的拉住你的手，让你了解我心情之万一。上海自你走后尚未有阳光，你把雨帽丢在家里，如果你们不另发雨衣的话，我劝你立刻买一项，这里每天在下雨。刚才马弟弟出去时我让他戴你的雨帽。我陪了他们看二次电影，《中国杂技团》大家都满意。小妹，老太太都想看第二次，但最近不演了。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很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象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
刚才十二小姐没有回来，老太再三的对丁香她们说：后门别上锁，小娘娘没有回家！现在谁会这样的关怀我呢？有的只是需要我照料或关心的人，我得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小妹很好奇的问：“妈妈，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我能对一个小女孩说什么呢。而且我最不愿意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或看见我哭。刚在小康家时，大家都以汝及人没有回到为奇，“家”还是非常温暖的地方。成都大嫂、三三都有信来，钱都收到了。译协抗美援朝的收据也寄来，我把几张收条放在一块儿。
雨还在落着，我真不喜欢。你猜我在哪儿给你写信？我睡在床上，躺着给你写。今天天气又变了，外面好大的风。小妹听说你又有礼物给她。很快活。今天她一直问我，乌克兰是不是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不清，这孩子主观也很强。冷得很，不写了，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小弟还没有醒！
1952年2月 珍
往事依如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眼前闪回。
1952年3月的一个晴天，他坐在驶往东北的火车上，巴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塞外关东。当他望见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时，心情顿时激动起来。朝鲜的土地已在他的眼前了，战火硝烟已在这位作家的面前弥漫和缭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巴金的生活阅历中又有了赴朝这段非凡的经历。
巴金在翻阅从造反派手里退回来的查抄物品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册子。那是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纪念，虽然年深日久，杂志封面早已经褪色，然而他仍然下抻手就翻到那篇自己在赴朝第四天夜里，在朝鲜战场一个坑道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可是，当年他在朝鲜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情景依稀如昨。巴金发现彭德怀确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巴金还在心里暗暗赞佩着这位了不起的湖南汉子。他翻阅自己从前写的文稿，现在忽然感到有点陌生了。然而，自己当年笔下的文字，让他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人民都愿意在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缈小了。所以听到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感觉使我们忽然紧张起来。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3）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刚坐定，他又带着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都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着车过江的。’他带着笑纠正说：‘不，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的谈起来。他开头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是遇着像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巴金读到这里，心里似在流泪。
那一年，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以后，巴金已经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得到一点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作家，而彭德怀却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元帅啊！他也知道彭德怀其实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前，就已在庐山上因为一份万言书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怀，巴金心里的沉重感忽又增强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鲜写的文稿上去。
他写道：“听着他浅明详细的反复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有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