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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厕所里遇上一个从前在作协工作的老友，他对他悄悄透露了信息：“林彪摔死了！”
“啊？……”巴金当时也象刚才突然听到江青被华国锋逮捕的消息一样，心里暗暗一惊。那时他根本无法把林彪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因为就在他们干校内外，还到处都竖着高大的林彪巨幅画像。这样一个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副统帅，怎么可能有一天折戟沉沙呢？后来，干校里这样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工宣队”就开始“追查谣言”。由于林彪刚刚在温都尔汗一命呜呼，所以中央当时只限于在党内传达。而对于在干校中接受改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仍然严加封锁。所以这一追查谣言，又闹得人心惶恐，直到后来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中公开传达以后，巴金才从紧张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如今江青被逮一说，会不会确有其事呢？
惊悉喜讯泪沾襟（2）
巴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出了出版社。
他忽然发现上海的天空变得格外湛蓝，太阳也比从前变得明亮起来。纵然深秋已至，可是，巴金却发现路上到处都是些穿着艳丽服装的少女们。姑娘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男女老少好象在过节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巴金不时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人流冲撞着、推搡着，他不知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事。十年了，他在上海见到的大多是些愁锁双眼的人影，而今天究竟是怎么了？男男女女都好象焕发了精神，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彼此相见时都会主动说几句话，巴金老人对此有些愕然。
他在经过一家水产商店门前的时候，发现那里拥挤着许多购买海鲜的人群。老人竟然也凑上前去，他发现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们，都在争购着盆子里的螃蟹。而且一定要“三公一母”，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把四只螃蟹串了起来。轮到巴金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例外，买了同样的四只蟹，然后就乐颠颠回到了武康路13号。
“爸爸，出了大喜事了！”巴金刚进家门，就发现儿子兴冲冲地迎了出来，随手接过他手里的螃蟹，然后问道：“莫非您老人家早就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吗？”
“什么，‘四人帮’？”巴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称谓。他抬头向楼内一看，发现两位妹妹也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这个自从萧珊去世后始终寂静的小楼，第一次出现了让人振奋的喜悦氛围。让巴金见了心情顿时兴奋起来。
小儿子兴冲冲地对他说：“就是‘四人帮’嘛，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这四个狗东西，已经在北京被逮了起来！这真是天的报应啊！”
“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从“四人帮”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感到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始终窝居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夺了写作的权力，而且在这十年中他甚至连给友人写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惊悉喜讯泪沾襟（3）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