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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算账，才发现我的帐上没有几个钱了。算了算，这几个月实在花得太多了。但我并没有用到歪道上去，都还是为了自己的大事，当然这并不是只为了我一个人。不行，得让他们马上送钱来！我需要钱，尤其现在我需要很多很多钱！因为没有事干，还买了半斤茶叶，几斤瓜子，几斤花生。
热闹极了，赌博大开张，大家都购足了烟，抽得满屋子昏天黑地。整条的“大中华”满屋子飞。中队今天值班的干部大家都知道是谁，他们怕冷，都躺在暖烘烘的办公室里。这些天，赌博之风愈演愈烈，赌注也越来越大，五中队看来是没希望了。这都怪我，得想想办法压一压，别把事情弄大了，弄巧成拙，反而让大家都过不了关。
……
罗维民直看得心惊肉跳，脑子里显现着一个个让人根本想像不出来的场景，就好像是在一个个的噩梦之中。
他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但也同样无法认定这都是假的。
莫非王国炎有意虚构了这么多故事，故意留在箱子里让你看，让你上当，让你们之间相互猜疑，相互指责，然后他在暗中哈哈大笑。
绝不会。他还没有这么高的智商，能猜测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可以肯定，王国炎的日记里透露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严重，严重得足以让这个大名鼎鼎的模范监狱的领导立即被处分、降级，甚至被撤职、判刑！
虽然就仅仅这么几页，但已经足够足够了。
门口一阵清点犯人的口令声，把罗维民从沉思中猛地拉了回来。
怎么办？该不该把这本日记带走？罗维民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着。
原则上讲，这本日记你似乎无权把它悄悄拿走的，即使是犯人，他也有他应有的隐私权，这是他的权利，你无权侵犯。
但如果它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大案要案的重要线索，甚至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又当如何呢？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走它？
可以。
是不是还得征求中队有关领导的意见？
从程序上讲，应该征求中队领导的同意。这不仅是应该服从的规定，也是监狱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
但是，如果五中队的监管人员里面，尤其是五中队的主要监管干部里面有了怀疑对象时，再征求他们的意见，岂不是等于故意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暴露目标？或者是有意给犯罪嫌疑人走漏消息？
想到这里，罗维民迅速把日记本装进随身携带的提兜里，把被子和包儿重新整好，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去。
五中队监舍的门口正在一个一个地对出工回来的犯人进行清点和登记，罗维民便走进了中队门口的谈话室。
谈话室里坐着两个值班的分队长，其中一个便是朱志成。
“哟，这两天是怎么啦，整天在我们五中队串？”朱志成显出很亲热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发现什么啦？”
“没事，随便转转。”罗维民也轻松地寒暄道“这么早就下班了？”
“车间没活干了，在那儿也闲着。都5点50了，也不能算早吧。”朱志成一边给那个分队长递烟，一边给他回答道。
“程队长呢？”罗维民在办公桌旁坐下来问道。
“好像有什么急事，说是给辜政委汇报什么去了。”朱志成把烟点着了说。
“……哦？”罗维民微微一震。
“是不是还想问问那个疯子的事？”朱志成问。
“明天吧，今天看来是不行了。”
“你要真想去，一会儿我带你去禁闭室。”朱志成似乎什么也没意识到。
“噢？你们是说王国炎？”一旁那个分队长插话问道，“是不是要对他实施严管？”
“还没碰头呢。”罗维民答道。
“没对你说么，中队长给辜政委汇报去了。”朱志成说。
“快把这家伙打发走吧，迟早是个祸害，五中队总有一天非毁在他手里不可。”那个分队长愤愤地说道。
“哟！由你呀！还想提拔呢，像你这样子再有十年也还是个分队长。”朱志成笑着揶揄道，“你小子小心点，马上就要机构大改革，所有的机关都要精简掉一大半。那大大小小的官儿还不一个个的都得往咱们这样的地方挤？你要是再发牢骚不听话，挤掉你这么个分队长，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嫌不好嫌有问题这儿还不要你呢……”
此时的罗维民突然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的眼睛直直地盯在办公桌上那堆材料上的一张请示报告上，脑袋猛然像挨了一棍似的嗡一声便膨胀了起来。
那是一张外出就医的申请报告。
被申请的在押犯人是王国炎！
申请内容，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尽快在狱外为王国炎检查治疗！
落款是五中队，队长程贵华龙飞凤舞地签了两个字：同意。
时间是9月10日，就是今天！
……
罗维民久久地陷入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之中。
那张申请报告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种打击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上当受骗和被愚弄的感觉。
那张申请报告的时间就是今天！
今天早上还是今天下午？
如果是早上，那就是说，在下午罗维民同程贵华谈论此事时，程贵华其实已经拟好了这份报告，而且他本人已经签了字，他完全同意。但当时他并没有给罗维民谈及此事，甚至连稍许一点儿的暗示也没有。
他非常清楚，什么也明白，但就是不给你说。只是冠冕堂皇地给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转弯绕圈的假话、谎话。
看来他的意图非常明显，无非就是想拖住你，稳住你。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外出就医。
如果是下午，也就是在同他的谈话之后呢？现在看来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确实是在同你谈话后才打的这份报告的话，那就更让人费解，更让人气愤，程贵华是在得知你要对此事调查核实并准备立案的情况下，才急急忙忙地打了这么一个报告。他一定是感到担心，感到有什么不妥了，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否则没有任何其他解释和理由。
那么他担心什么，又对什么感到不妥？
担心王国炎的病？一个犯人的病真的会让他感到这么忧虑不安？真病就对症治疗，假病就严肃处理，那又有什么？
无非就是担心最终被查出王国炎确确实实是在装疯卖傻。
如果真是装疯卖傻，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可就真的太大了，且不说他装疯将犯人重伤致残，就是现在已经掌握的那些情况，还有他自己说出来的那些问题，只要有一项两项被落实了，就足以让五中队所有的监管干部都被撤职、免职！
是不是担心这个？
当然，从反面来看，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如王国炎并没有患精神病，而作为一些监管干部也一样希望他真的就是患了这种病，那他的这种目的和由此产生的后果，可就太可怕太险恶了。
在古城监狱几十年的历史上，装疯潜逃，或者借装疯保外就医的罪犯不乏其人，而一般来说，无论是哪个监狱，在对罪犯是否患了精神病的问题上，向来都是慎之又慎的。所以大多数神经病患者，首先都必须在监狱医院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观察。只有在监狱医院确实已经无法对其实施治疗，监狱医院的环境已经不适于再继续对其治疗时，才会打报告申请外出治疗。极少有刚一得了神经病，或者刚一被怀疑得了神经病时，立刻就打报告申请外出检查治疗的情况。这既不合情理，也同样是违反监规和纪律的。
作为有着十几年监狱工作经验的程贵华，绝不会不清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可怕后果。他清楚，但依然坚持要这样做，那就只剩下了一个可能：
这个监管干部以及涉及到的另外一些监管干部，已经同王国炎这个罪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以新近出现的这一系列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不难解释了。
但是，罗维民再一次问了自己一个但是，如果这个王国炎确确实实是疯了呢？也确确实实需要外出治疗呢？
即使确实如此，那也绝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他离开古城监狱，说什么也不能。因为从这个王国炎嘴里说出来的情况实在太重大，太严重了。从他嘴里谈出来的情况只要有一个能被证实，只要有一件是真的，就足以震撼全市、全盛甚至全国！
想到这里，罗维民突然被一个闪念惊呆了：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匆匆忙忙地要把这个王国炎弄到监狱外面去？
是不是？！
……
罗维民再次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紧急。
他必须立即把此事给辜政委汇报！
之所以要立即给辜政委汇报，一来是情况急迫，二来是因为刚才从朱志成嘴里听到，程贵华也去了辜政委那里，所以他必须要让辜政委对此事能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以引起监狱领导对此事的重视和关注。尤其要防止偏听偏信，让他们蒙混过关。
从五中队出来，已经下午6点30。罗维民看看表，想了想，可能辜政委正在吃饭，那就6点50左右再去吧。辜政委的家不在监狱干部宿舍区，而是在市里。平时他就住在办公室里，星期六星期天休息时，才回家去祝
罗维民没有回去，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然后在监狱干部职工食堂领了一份饭，不到10分钟吃完。等走到辜政委办公室门口时，刚好6点50。
罗维民已经想好了汇报的方式和内容，简短，一定要简短。争取在10分钟内把事情汇报完毕，汇报清楚。辜政委很可能要看新闻联播，所以最好在7点以前结束汇报。
只敲了一下门，里面便有了回音：
“进来。”声音不高，但很威严。
辜政委是古城监狱分管狱政、狱侦的副政委。全名辜幸文，今年57岁，在监狱里是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领导。他比监狱长郭敏远，政委施占峰都大了将近10岁。文革以前他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