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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生中，这样戏剧化的起落不胜枚举，听着这些故事，我在自己心里常常捉到一种感慨，并不是不平，也不全是怜惜，而是一种吃惊和旁观的笑意。要是她像她的老熟人郑宪那样，对自己被剥夺了成箱的丝绸，成栋的洋房，高人一等的生活有无穷怨怼，也许这种感慨就更倾向于幸灾乐祸，而她以大家没想象到的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经历一贫如洗，一任丈夫死于看守所，因为在她家花园的树下埋了一把当时无法处理掉的枪。另一任丈夫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死于癌症。她长期被社会歧视，以二十四元的收入照顾一个工程师儿子和一个跳芭蕾的女儿长大，她自己长长地活下来，烫着整齐的银色短发，而且偶然穿起长裙，将手臂向身后弯起，撑在后腰上，微微抬起下巴，依稀还有从前的华美。说这些事时，她的脸上也浮现出笑意，一些自嘲，一些惊叹，还有一些顽强的宁静。于是，坐在她对面，我心里的感慨有时就是尊敬，养尊处优的人，也可以有坚韧的耐力。
现在她独自住在上海的一条安静的大弄堂里，以一个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还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在她家靠窗的小圆桌子上，放着曲奇饼和茶杯，那时也曾说起她在没有烤炉的情况下，怎么用锅蒸自制蛋糕，她至今喜欢自己做蛋糕，那是七十年前在中西女校学习来的。
她有一间套卫生间的房间，用写字桌和椅子把房间隔成了卧室区和会客区，屋子里有一个漆成绿色的简陋的餐具柜子，她请我们下午吃蛋糕时从那里拿出一些形状各异的老式叉子。不知道是不是从她那大房子的家里保留多年辗转传下来的。
她说，有一次她梦到“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在梦里，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焦急地想他们该怎么办，然后她醒来，夜很安静。她问自己要是现在“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怎么办，她发现自己还能再承受一次。然后她想到在美国的孩子，她想既然自己能再承受一次，那她的孩子们一定也能再承受一次。
她说，要是她一辈子安安静静在延安路上的大房子里度过，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能坦然承受那么多生活里的崩塌，这一辈子，她的生命使她懂得自己原来是坚强的人。
她指着她家族一九四三年在大房子前的花园里拍的一张合家欢说：“这里的人，十八个人，只有我和一个晚辈活着。其他的人，大多数跑到国外去了，可也都死了，”
为什么她能活下来？
照片上她的小哥哥，穿了深色的西装，白色的长裤和镶拼皮鞋，是从前上海富家少爷的样子，机灵，时髦，温顺与不羁，他继承了永安公司，在一九五三年逃往国外，将办公室里自己留着的手枪交给妹妹，后来成为妹夫的一条主要罪状。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去世。从前他是一个玩遍上海所有高尚时髦的人，他曾经推动他美丽的妹妹们一定要去学英国式骑马，大家都去学了，就是她不去，因为她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学习骑马，而且也太贵了。可是他说，因为这是上海上层社会里年轻人的时髦，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所以她必须去学，所有的费用由他来付。
于是她就去学骑马了，她也喜欢它，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也许因为她和非常在意自己的上层社会身份的哥哥不同，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生命，她并没有蔑视她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是一个被逼着天天在家弹琴的美丽小姐，看轻了生来就有的那一切，更没有穷孩子的那种发誓要过上奢侈好日子的野心，所以她也可以去挖腥臭的河泥。拿走了她的奢华生活，并不算拿走她全部的生活。
照片上她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她们两姐妹是全家最后留在大陆的两个人。她们一同在中西女中学习，她的姐姐嫁给了有钱的小儿科医生，在家里做太太。她在中西女中毕业以后，也有了一个未婚夫，他也是世家子弟，可是她不爱他，她退了婚，后来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他没有什么钱，也不会挣钱，但是可爱。在嫁给他以后，她就决定自己也出去工作。于是她与她的姐姐们开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开着自己的自备车，成为上海滩上极少数广告人，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广告，拿高额佣金，做职业妇女，而她们留在家里做太太，在宜人的下午去咖啡馆喝荷兰水，会朋友，逛大百货店。
那时，许多晚上一起在法国总会的派对上碰头的阔朋友说：“你看你落到了出来抛头露面的地步。”神态是多有同情，或者讥笑。而她觉得很好，因为她从来就不要靠别人，想要靠自己生活。直到现在，外国记者来采访，回去写了报道说她如今生活靠国外亲友接济，这句话惹得她勃然大怒，她说自己的一生都不吃白食，这是她的光荣和骄傲。
她的思想，常常让人想到那些出自豪门、投身革命的女学生们，可是她说大概是因为从小丰衣足食，心高气傲，才有了对自己的信任与尊重。有一天有人拿走了她的房子、车子和钱，可她在心里仍旧有自信。但她仅仅是一个不那么守富家常规的小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爱美，爱漂亮东西，直到现在，去看望她的人。常常买了外国的点心和巧克力送她，瑞士巧克力是她到现在为止喜欢的甜品。
她活下来了，而且还保持了自己的习惯，只是现在她吃蛋糕的叉子不那么配套，她用来配上白发的冰蓝色的毛衣襟上有安徽保姆没有洗净的污迹；她自己去菜场买菜，在那里有一个老人总是跟着她，有一天对她说，能不能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坐一会，他喜欢她。而她气愤地红了脸，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在她和你说话的时候，说到什么有趣的事，她会扬起手来轻轻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爱娇。
去看望她的人觉得她是个奇迹，而她却坦然解释：
“我只是不觉得真的有那么苦，既然你不得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那么就把它接受下来。那时候，大家都一样的苦，别人能这样生活，我也可以。”她的确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富家小姐，经历了这样的一生，在八十岁的时候，仍旧说不出很哲学的话来。
许多像她一样背景的人，后来都离开上海去国外了，她的孩子也去了国外，她六次去美国，大家都觉得她再也不会回这里来了，她甚至到现在都不能用中文阅读，她的英文始终比中文要好许多，她那样的背景，那样的遭遇，不会回来了。
可是她每次都又回到了上海。
“为什么呢？”人人都这么问。
她说是因为她从来在国外就没有钱，上海是她的家。真正没有钱的日子，六块钱也可以过下来，可在外国，没有钱就不能活。在中国，她用的每一分钱就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而到国外，她没有钱。她是有许多亲人在国外，包括当年用二十四元钱养大的儿子，可是她不要用别人的钱，这是她一生的准则，什么都不能破坏。
我劝过她写回忆录，她说在我以前，已经有许多人劝过她了，在美国，平时闲得无事，她也写过一些东西，可是一旦真正安静地坐下来了，心里会有许多东西涌出来，她不知道先写什么是好的。鼓励她写作的儿子说，就把那些涌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吧。于是她就写了。后来，她决定要放弃。因为她发现她写下的那些东西全是抱怨，而她，不喜欢抱怨。
有一次，我在她家里一直到天暗下来，她拉开遮阳的窗帘，窗外一片绿色，大树在潮湿的春天空气里抽出了新芽，她拉着窗帘的一角，说：“我很喜欢窗外的景色，多么绿啊。”
这是真的，从窗外一直涌进来新叶的芳香。
桌子上放着一个法国女人从家里带来的巧克力蛋糕，特意为她烤的，很香。我们坐在窗子前，上海春天的黄昏很短，可很清凉宜人，她告诉我她直到二十岁，才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郭婉莹，是随了作家谢婉莹的名字。这个中国名字对她来说一直没有当真正的名字用过，她出生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叫Daisy，是一种单叶的雏菊，常常开在春天的草丛里。她说着拿了一个小镜框来给我看，那是一幅小小的油画，在暗暗的底色上，雏菊单纯地开着白花。
王家妹妹
在晚会上，意大利红酒把她圆圆的脸激红了，她的圆眼睛在厚厚的黑发里面闪光。她是活跃的，不知道她从哪里认识了那么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每个认识的人与她碰一次杯，她就喝得不少。和人碰杯的时候，她手上的一大串西藏来的银手镯丁冬有声地向手肘退了下去，那些饰物是奇异而粗糙的。
一个刚刚演奏完的德国人靠在钢琴边和人说着什么，白色的手指长长地绕在玻璃杯子细长的脚上，像握着一枝红色盛开的玫瑰。他的眼睛在琴上的烛光里，变成了深深的蓝色，他的侧影像一个一晃而过的梦境，在我和她的眼前突然出现。
她放下酒杯。望着他。
她拿出小小的照相机，对着客厅外面那个宽大的门廊，那里烛光闪闪烁烁。可是她好久都不曾下手，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她从那里面看着那个正和人说话的钢琴家。
当地侧过脸来，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酒窝，说：“我喜欢他。”
“去和他说话。”我鼓励她。
“行吗？”她望着我，犹疑而兴奋地问。
她是一个画家的女儿，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一个木偶演员，在《白雪公主》里演呼吸道过敏的小矮人，响亮地打喷嚏，响亮地咳嗽，在王子把白雪公主吻醒的时候。她发出一声由衷的惊叹。
在她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