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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的眼。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美国蛋糕，被她公然套在一个饼店的袋袋里。她随身带了五口大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在美国圣诞大减价时买来的美国衣服，回来送亲友。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大家都是这样。
姜先生家的感恩节大餐
今年感恩节的早上，在昨天黄昏的一阵雪以后，变得很冷。冰似的阳光，在蓝天上像刀一样直切下来，冰凉的大风吹得头上的帽子在地上滚。
姜先生家的窗子前，是一些大树，落了枝的大树，在雪后的大太阳里摇啊摇，开足了暖气的屋子里，满地都是碎碎的阳光。他的家住在一栋殖民式的楼里，走廊里，都是油炸的香气，像是鸡皮上的油在吱吱地响。还有印度人家的煮咖哩气味，犹太人家煮化的糖的气味，到底是一个大节日，家家都做东西吃。楼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汽车，那是大家都回自己老家来团圆。就像中国人在老家过春节，除夕夜，从厨房的窗子里望出去，院子里也是停满了自行车。
姜先生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的是从小弟那里借来的芭蕾舞《白毛女》，多少年前录的老带子了，小弟夏天回大陆时从上海舞蹈学校的资料库里借来的，带到了美国，在这里的朋友都来借。轮到姜先生，已是遍地火鸡广告的时候了。姜先生的生意，在这时是最忙的，只在每天的睡前看一小段。从高保真的机器里放出来。那是地主和贫农的故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世，那音乐，没有可爱可言，只是它们仍旧声声入耳，像闭着眼睛就能上老家那堆满了杂物的暗楼梯一样。跟着那些画面出现的，是老家的又小又暗的老式的电影院，在上海的长满了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是到了美国以后，姜先生才发现，那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式样，在那里，那个多愁善感、发誓要成为艺术家的男孩，看了十多遍《白毛女》。
他大声对在厨房的姜太太说：“那时候怎么会听得进这种音乐，真正作孽。”
“那你现在不是还专门借来看。”大太说。
“人就是这样子的贱。”他说。
节前他为Gap的春装拍广告，片子出来了，他做了样子，靠在电视柜子上不时地看一看。这一季的时尚，短到了肚脐上面，那么酷。
“想想看，我们就因为在大陆长大，就永远都没有穿过，也再穿不上这种衣服了。”一看到照片，他就忍不住这么说。
“好了啦，你说了有五十次了，要么你也穿，要么你想也不要想，不要弄得像抒情诗人一样，”每次太太都这样说。
每次拍完广告，他都可以挑一件衣服留下，他总是挑最贵的，到现在，在他的衣柜里，有四件羊绒大衣，够他穿一辈子，每次他还是拿大衣，因为大衣最贵。
电话响了。
是小弟，小弟不是姜先生的兄弟，而是一个朋友的小名，在纽约五大道的公司里做事，家住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
他打电话来，报告他到坚尼街去买好火锅料了，说：
“曼哈顿的大街上，连鬼都不见，我天天过，今天，一个人没有的时候，突然，你知道怎么的，我不认识路了，看到一只大白鸟，我猜是从哈德逊河上飞过来的，在五大道上走。我都傻了。”
姜先生扬声对在厨房里忙的太太说：“小弟都买好了。”太太说：“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小弟刚跳到另一家公司，老板请他到家里吃大菜，他咬着牙把自己盆子里的东西吞下去，堆着笑，去称赞老板娘的好手艺。那时候，他的家眷还在中部没有过来，从老板家出来，他直接到姜先生家来了，姜先生家，每年一次的火锅大餐，是朋友里的固定节目。一年不见的人，到姜先生家来，就碰上了。桌上，他吃得满头汗了，说：“靠木头一样的火鸡来纪念美国养育了新移民，就是吃忆苦饭的意思啊，”当时举座大笑。
姜先生对着电话说：“西西说，你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小弟说：“人活到了四十多了，今年要巴结自己的肚子。”
姜先生放下电话，对太太说，一定是小弟今年做得不错，用不到巴结了。
姜先生接着看《白毛女》，看到地主向借钱的农民逼债，他突然想，向别人要还自己的钱，这有什么不对呢？
他拿着遥控器，一到他喜欢的地方，就放了慢镜头来看。在他小时候，他差一点就被歌舞剧院挑上，去跳舞。如果去了，也是跳《白毛女》。
太太叫他去做他拿手的素什锦，他一直等到看完了有倒踢紫金冠的那一段，一面说着演员的基本功不行，一面站起来，和着音乐，他也将腿长长地向后踢去，一不小心踢到了沙发脚上，疼得一只脚站在地上跳。
太太依在餐室的门边，恨恨地笑着说：“痛得好。”
姜先生说：“我痛死了，你就真的是举目无亲了呢，哦，你去嫁你那有洋骚臭的老板。”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太太回来说给姜先生，是有一点点女人炫耀的夫妻间的玩笑。洋人看东方女人，常常像是在看精致的木偶，太太为了姜先生，骄傲地拒绝了，可是心里到底有一点不甘，说出来，让人知道自己对一次奇遇的牺牲。
太太尖叫一声扑过来，拧姜先生的耳朵。
他们是小学时候的同桌，小时候，她的记忆里姜先生有一对粉红色的、又大又软的耳朵，她就老想去拧他的耳朵。
楼下有人咚咚地敲敲天花板，那是楼下的犹大人在骂他们动静太响了。
姜先生望着地板说：“敲什么敲，明年我把楼下也买下来，我们做楼中楼，让他滚蛋。”
晚上，来了一客厅的人，都是从前的朋友，朋友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一声嘿，就算是认识了。不一会，玻璃上流着的全是火锅的蒸汽。
姜先生和姜太大在厨房里张罗着，为小弟带来的东西装盘子，一盘，一盘，在长长的料理台上一直排到窗台上，他看到对面人家的灯。大家都是移民，这个国家没有本土人，这是个移民的节日，大家在这时可以有一点点共同语言了吧，可是，他想，大家也是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来往，过节有时间了，做自己的家乡食物吃。隔着一道亮着灯的走廊，他听到客厅里充满了上海话，那种柔软而亲昵的声音。
“上次我老板让我到他家过节，那火鸡真不是能吃的东西，我还不敢不吃，真是苦了我。”小弟的声音。
“中国人到底还是中国人。”那是博士的声音。博士是太太大学里的同学，还是他们那一届学生里的入学考第一名，那时是前途无量的人，到美国十年，他自己开了一间十九号公路上的汽车旅馆而已，姜先生记起来，去年博士来的时候说，他的大享受，是在登记处的桌子边上，整天听着外面的落叶声音。博士的声音总是很高，听上去雄辩滔滔，他想不出来，这样子的人，如何像东山魁夷那样宁静。
“犹太人也是犹太人吗，他们过节时候吃的那种齁甜的东西，拿到办公室来分给我们，我要吐。”这是个新人的声音，姜先生听不出来是谁。每年，都有新的人到他家的聚会上来，也有人离开。
他把切好的羊肉片在盘子里码好，这里的羊肉比大陆的真的要好，像草毒一样的鲜红。
“到底是进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回去说自己有多么成功。可是心里都明白，开一个晚会，美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他们对你笑，你也对他们笑，可是你和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不这么想。什么是主流社会？你可以和美国人挣一样多的钱，住一样的房子，买一样的车子，你今天失了业，明天可以找得到工作，你被这个社会需要，这就是进入了主流的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人有话说。”
姜先生想起来了，那是小弟带来的他的老同学，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学院里当教授。
“主流社会的意思，是你参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利益，是你的想法和利益，你在乎大家的想法，大家也在乎你的。”
“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地方，不要要求太高好不好。”
他听着里面的声音，突然想，在美国的暗夜里，他的响满了上海话的、亮着灯的、温暖的客厅，真像是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