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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是长长的走廊，要是出去以前不把自家的灯打开，就比照相店的暗房还要黑，走廊里堆着木箱子、纸箱子，每一扇关着的门里面都有不同的气味，那是不同人家的不同气味，门上挂着布幔，那是竭力想要保护隐私的关系。我住的屋子要穿过整条走廊才能到厨房和浴室去，总是听到身体压在弹簧床上的吱扭声，孩子短短的笑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还有许多门后面繁琐而莫名的声响。走进浴室，关上门，看到一个老式的浴缸，靠水龙头的地方有长长一大条黄色的水锈。因为是公用的，所以能看到一些可疑的污痕。
它们让我想起上海租界里的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我们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生活，去老房子里看朋友，那些失修的水龙头长年滴着水；屋顶废弃不用多年的暖水管子还包着一九三○年的《字林西报》；新艺术时代的黑色铸铁栏杆上生了锈，锈上又落了灰，灰没有人擦，在雨季潮湿的空气里变成了烂棉絮般的物质；从前客厅门上挂着布帘，从前起居室的门前也挂着布帘，因为现在住着不同的家庭；所有的房子里都有着堆满了废物的黑暗走廊和走廊上雕花的漂亮木楼梯。
一个城市不被赞同的历史就用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用自己凋败的凄美温润着他们的空想。于是在圣彼得堡，有了无边无际的忧郁，而在上海，有了无穷无尽的怀旧。
在这样的城市里，会有许多人特别喜欢晚上出去散步的，因为夜色掩去杂乱凋零和烟尘，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座城市蓦然回到昨天。在冬宫博物馆里，我买到一本印刷粗糙的黑白摄影画册，那是个黑衣男子的作品，大都是圣彼得堡的夜景，它们让我想到了我在上海的朋友，那个最爱深夜骑自行车、在法国城街道上乱逛的男子，他们是这样相似地怜爱晚上的老城，还有那些远比他们年长的房子。上海隆冬的深夜，常常有雾气在黑色的梧桐枝上徘徊，无风，潮湿，路灯被雾气放大，黄黄的，蒲公英花似的一大团。经过了许多失修的老房子，英式的扁烟囱，歌特式的尖顶，梧桐树干上那斑驳的颜色让人想到法国的那些印象派画，旧自行车单调的声音里，它们慢慢退去，像那个曾经是新的时代。而在春天里，旱芙蓉树下常常落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遗香缭绕，远远的都能听到高处有花落到街面上的轻响。街道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他们在那样的晚上怀着感伤，就像追忆少年时代就失去联系的一个女孩子。
在德国准备去俄罗斯的时候，去过圣彼得堡旅行的朋友也曾赞叹它的美，他说在那城市能看到一个老欧洲，那是在德国已经消失于十全十美的修复中的老欧洲。可这细心而敏感的人也不曾提到它那忧凄的浪漫，我想他是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也许只有生活在有过西方背景的红色国家都市里的人，能够体会到那种凋败局促之中忧凄的美。
我这才发现原来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也弥漫着那样一种阴郁的情调。它使我觉得圣彼得堡是我熟悉和亲切的，在涅瓦大街的新彼得教堂旧址，我上了楼，突然看到那革命前著名的大教堂，现在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没有水的大池子贴着教堂四周的墙壁，可那些窄长的东正教堂的窗子，仍旧圣洁地站在墙上，彩色玻璃还像天堂的裂缝一样长长地把影子拖到池底，那里有一只蓝色的拖鞋，很凄凉地留在那里。那时我想起来，上海近着淮海路的东正教圣母大堂，从前是在上海的俄侨造的，现在成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大厅。教堂的昏暗本来是为了显现烛光里白色花朵后的圣母面容，东正教的圣母像常常是画在长长的木板上，有着黑色的微微倾斜的大眼睛。现在那昏暗正好使红绿两色的股票指数更加显眼。蓝色的拱顶高高地弓着，本来是为了让唱诗班的歌声能高高地升上去，再柔和地撒下来，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圣音。现在人们面对浮动指数发出的声音从上面撒下来，也是空旷和飘渺的声音。
华美老城那面目全非里的那一种无望的温和的咯然若失，是圣彼得堡的，也是上海的，夜雾似的隐显在红色国家的旧都市里。
我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带着人到了似曾相识的地方的那种好奇。许多在中国人中间流传的危险谣言，并没有真正吓住我，就像当初决定转道俄罗斯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发生枪战、全国戒严的时候。德国报纸的头条刊载着大幅照片，有人死在流血的大街上。看着那张报纸我也没有真正害怕。在慕尼黑圣母广场啤酒花园的桌子上谈到要去流血的地方做旅游者，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说，是回家。
我去看了一些博物馆，就像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做的那样。在那里大多数博物馆像上海一样，对本地人和外国人是不同的票价，我第一次体会在看同样的东西却付不同的钱时，一个外国人心里小小的不平。我对那小窗口说：“这是不公平的。”
里面的人没有表情：“不说英语。”
这时有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帮我买了本地人的票。然后对我说：“不要争辩。”她的眼睛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淡淡的褐色，像黎明时的星星。然后我和她在一起通过检票口，顺利地走了进去。
她说了一口好英语，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说就在圣彼得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去过外国。她说圣彼得堡不像莫斯科，有许多人喜欢学英文，大多数年轻人会说英语。
她站在那里，微微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古典的帽子，像画里的圣彼得堡贵妇，还有绿色的紧身大衣、胸针、精巧的靴子和手袋，她说着一口好英语。
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圣彼得堡的老贵族，就像在湖南路上可以遇到大资本家的小姐，在红宝石的咖啡小桌子前可以看到头发如雪的二十年代绅士。从前的上海在他们的嘴边活着，像一个传奇。然而她大声笑起来，她提醒了我，我才意识到圣彼得堡是曾经有许多贵族，可那是七十三年以前的事，而在上海是五十年以前的事，遗少尚存。而她，不是贵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后代，在圣彼得堡有贵族的时代，她的祖上在涅瓦大街上开过一个小店铺，卖皮草。她是平民的后代，在繁华过后的大街上长大。
可她还是与众不同，手袋优雅地挽在手上，还有脸上礼貌的神情。我在莫斯科的房东是出名的美丽女作家，她用作家代表团在德国访问时带回来的科隆香水，吃在莫斯科传销的美国减肥药，可走起路来将身上的长大衣雄赳赳地鼓出一阵风来，是红军女军官的本色。而她，像是泊来的。
他说帽子是在涅瓦大街的百货店里买到的，她常常到商店里去逛，常常可以在一个让人不注意的小角落里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奇遇。帽子上的羽毛自己配上。然后自己买了布料做大衣，因为不可能再买到和它相配的大衣。手袋是从一家小店里找到，然后自己改造过的，靴子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鞋厂里，找到相熟的厂长，按照外国画报上的式样，便宜定做来的，几个朋友，一人一双。
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预防真的捉襟见时。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她们并不说一样东西好看，而是说“洋派”。当人们这么说她们，是对她们的赞美。
当我这么说那圣彼得堡的绿大衣时，她说着“NO”，脸上慢慢出现了淡淡的笑容，我那么熟悉的神情，这是在巴黎女子的脸上永远不会出现的美丽神色，在纽约女子的脸上也看不到，这是涅瓦大街和淮海中路上的女子才有的那种苦心经营后的矜持之美。要是香榭丽舍大道和第五大街上的女子是精心培育下开出的最美的花，那她们就是沙漠里开出的水仙，石头里爆出的玫瑰。
按照她的指点，我去了要塞看“回到1700年的圣彼得堡”展览，我路过了要塞的城堡，据说那是当时沙皇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我经过它的窗下，去到展览上，在那里我看到发黄的女子长柄遮阳伞，缀满了花边的撑骨长裙，一百年以前的芭蕾舞的节目单印在挺括的道林纸上，用繁复的黑色花纹优美地框着，还有发黑的小银勺，是当时剧场休息时吃冰激凌用的。那个充满了樟脑和地窖气味的展览让我想到了上海饭店里的老上海照片和不能用了的老式唱机，它们是上海菜馆里的装璜新宠。只是那时还没开出1931’S这样的主题咖啡馆。人们是那样热衷于精美华丽的生活。
在展览上，传说莫斯科要拆除列宁墓，大家为列宁的遗体将安葬在什么地方争论不休，许多城市拒绝了，可圣彼得堡的市民愿意接受。听到这个消息，回想那张绿帽子下矜持的脸，我并不觉得很吃惊。
夜晚来临，圣彼得堡下着雪，卖七十八转的密纹唱片行里挤满了选甲壳虫乐队唱片的人，地铁站里年轻人弹着吉他，拉着小提琴在唱保尔莫利亚风格的《我的太阳》，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短裙和进口丝袜，舔着冰激凌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喀山大教堂前有许多卖小幅风景画的画家在雪里等着顾客，市场里灯光明亮，许多人在买食物。这里的市场不同于莫斯科，这里有大玻璃，让人看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