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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从前到底好不好？”我们问老人。
“你有钞票，就是好。没钞票，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好。”
这就是从前像我爸爸这一辈的浪漫的学生革命者说的社会的不平和革命的动力么？
“要是你有钱呢？”
“人生在世，谁不想吃喝玩乐，风风光光呢？”
没有树的窄街。
外滩的大房子。
南京东路的大房子掠过去了，那曾是一个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来的东亚第一楼。
白渡桥后面的上海大厦掠过去了，那曾是上海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外滩公园在雾夜里水边黑色的树林掠过去了，在那里，几个中国牧师曾为公园门口竖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与外国巡警交涉，一个年轻的中国牧师被打，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子挺身而出，他们就这样相识而且结了婚，并生下了两任国母：宋庆龄和宋美龄。
上海的从前几经沧海以后，变成传奇。
突然远远看到南京路上，堆在一起射过来了高高矮矮的霓虹灯。那里想要重铸昔日辉煌的心思正在发扬光大，老店名在恢复，老建筑在重建，人人享受寻根的乐趣，像十九世界欧洲旧小说里的孩子，贴身挂着一个不知来历的金鸡心坠子，里面是个贵夫人的像，可是他穷得像老鼠一样活着，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贵族家的私生子。现在，整个城市，都在找自己的金鸡心坠子。在我们小时候从来就是在黑暗中江风横扫的外滩，现在一点一滴地收拾起来，像是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坠子，可是拿不准是不是金的，用牙咬，用手搓，心里直嘀咕。
甚至一个从旧上海一路踩着三轮车而来的劳动老人。
甚至他的后代们。
华亭路
坐落在小花园后面的结核病防治所正在大修，粉刷成明亮橘黄色的大房子突然强调了它本世纪初的欧陆式样，它在街角突然营造出来的华贵与舒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泥巴糊平的三个西洋古人浮雕头像重新沉思地低垂眼睛出现，这栋大修变旧的大屋在延庆路华亭路上连排的旧欧式房屋几近尘色的景观中也像三个头像一般凸现。
这是第一栋在华亭路上复旧的屋子，它的灼目出现，使人回首百年之前的上海租界历史，那是曾被人们努力消除的历史，但由建筑沉默地强调。在大修中这栋旧屋虽然同样将外墙刷黄，但眼前的新鲜暖和的黄色与世纪初欧洲建筑流行的冷静高做的黄色有微妙的区别，后一种黄色今天我们只能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外墙局部可以看到，比如窗台下端。不知那种颜色上的区别，是否由于冷静的柠黄是英国人涂上去的，而如今温暖的橘黄色是中国人涂上去的缘故。
带领我走进如今充满了油漆和尘上气味的大屋的陈姓老人，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资深医生，在他通常老年人穿的羽绒衣衣领里，衬着一条细格围巾，一九五○年，他在租用这栋房子时曾经目睹这大屋作为在上海的外国人住宅的最后情形。
一九四九年，拥有这栋房子的英籍犹太人逃离中国。一九五○年，房子二楼的宽大走廊上，还挂着大幅壁画，甚至在宽大阳台上，还放着一些晒太阳用的藤椅：用中国上好的藤编织出西洋的式样。只是时光飞逝，即使是当时目睹变化的陈姓老人，也不能回忆起壁画的模样，是英国的严峻与真实，还是犹太人在绘画中喜欢的辽远与写意。
陈姓老人绕过一堆建筑垃圾，推开底楼的一扇厚重精致的房门，告诉我这里原先是餐室。曾经有一扇窄门，从后面的厨房通向餐室，给仆人上菜时直接进出，现在演变成一个放Ｘ光片的细长木柜。这里曾经还有一只大菜台，在医院的小仓库里我看到了它。阳光从我的身后射向仓库深处的大菜台，它翻倒在絮尘飞舞的阳光之中，台面已裂，露出台角可伸缩的机关，粗重结实的桌腿至今还保留着栗色的油漆光泽和雕刻出来的菱形花纹。据说等到房子大修结束之后，这个大菜台还会搬回去，作为医院小会议室的会议桌。
在二楼卧室门边我站了几分钟，看到门上嵌有白瓷的把手，那被黄铜环固的小块椭圆白瓷，有着纵横细密的龟裂，龟裂的纹路也已变成微黄。我相信这个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名了的犹太人是一个要求着生活情趣的人，陈姓老人把那犹太人称为“他”，当时“他”委托代理租房事宜的中国人已经年老去世，整栋房子里的工作人员连同现任所长，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个人的经历失去了注释者，就变成了故事。
“他”是英国人，却住在法租界，据说这也是当时一些相对富有的英商的趣味：在繁华的英租界做生意，到安静的法租界造屋居住，或者租用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连家具出租的小楼，在“他”住所的五百米左右，就有七栋英商公司的租房。华亭路当时已经成为上海非常优美因而非常昂贵的高级住宅区，在这里附近，有白俄贵族创造出来的享乐的西方文化情调，冲淡了十月革命之前上海租界被当时贵族化的欧洲本上非常轻蔑的恶行恶状的暴发户气味。
上海租界史研究者李天钢用“个体户”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形容他们的发迹、文化、作为和格调，以及其中的鱼龙混杂。照李天钢的说法，种满法国梧桐的法租界是远在东方的西洋人“逃避生活的地方”。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也有着一些不同，在上海的人到黄浦公园门口挂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臭名昭著的木牌，在本土的人则视正在东方发财的冒险家们为一群没有教养还不安分、大肆败坏欧洲形象的人，而在本上的报纸和演讲中不时讨伐。那个情形，我想和现今中国人对去东欧贩卖劣质商品发财的个体户有某种情绪上的相似。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用铸铁的黑色镂花的栅栏围出一个在延庆路和华亭路拐角的地方曾经鲜花灿烂的花园，法国南部的各种玫瑰到了东方的土壤里，有了一些变化：变得小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辛苦地创造出一个华亭路上的英国，我相信即使是在租界，也并非易事。由于“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坚持，使人猜想是否他也属于贵族式的固守与坚持，不像哈同，完全以一个贵族犹太商的身份把自己的生活汇同到清朝宫廷化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我不相信一个英国贵族或欣欣向荣的富商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图谋业绩，一个人远离本土，总是有着巨大的梦想或巨大的失望。也许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但在本土，富家阶层宛如铜墙铁壁，令人无法进入，他挟着一只旧箱子，乘邮轮的三等舱来到上海，像后人描绘的一样，在东方混战中他成功了，于是他实现梦想，不再是本土社会的不甘者，或出局者，他用仰慕已久的整套本土的富家大屋向自己证明了成功。
铸铁的栅栏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拆去炼钢，楼下的满园玫瑰也早已不知去向。放眼窄小的华亭路，陈旧但仍然优美的西洋的小楼房，在花园里多年疏于修剪的树木中寂静伫立，宽大的阳台上，堆放着新彩电的空包装盒和夏天用的旧竹躺椅，三层阁的窄长窗台上晒出一竹竿衣物，红白格子的桌布迎风飘扬。在褪色的百叶木窗里，是小心擦亮的玻璃窗。这些华亭路上光阴岁月渐渐流逝但努力呵护的欧陆情调，使人想起的是一句关于爱情的古诗：衣带渐宽终不悔。
越过延庆路，华亭路的东侧是一些早先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产业：尖顶红砖的法式小楼，墙面灰色的二层小楼以及嵌着积满尘烟的鹅卵石外墙的三层小楼。在那里的一条寂静里弄的尽头，由汽车库改建的房子里住着杨姓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了童年时住在华亭路的情形。他随父亲看守过当时英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房产，因此从小生活在这条华亭路上。对于华亭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他的评价是：“土豪劣绅”的高级住宅区。“洋房花园，马路干净，春天花园里全是花，咯是老那个的噢。”他住在这里的经验是，牢牢地记着在他七岁的时候，因为和华亭路上外国人学校的外国孩子玩，被学校里的外国人老师打了一个耳光。当时这条路上除了他和父亲看守房子住在这里之外，几乎没有普通中国孩子可以玩，他总是越过华亭路到延庆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对于现在的评价是，当然不如从前了，现在是大家公用的东西，总不像独家人家用那样当心爱惜了。
跟随陈姓老人走上三楼，在东侧的房间里看到了与墙壁相连的长写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个长长的架子，架子的两边，有椭圆形的玻璃小窗，他说：“这是‘他’的办公桌。”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属于那种挟着一点小钱来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话，是捞世界。他来到上海，远离英国的法律与等级，带着人种和国籍的傲慢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滋长出来的掠夺的兴奋，他在贫穷的东方赚到了大钱，这实在是一个有无限寓意的悖论。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他算过多少笔账，计算他的财产和取得财产的途径，而他的方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对上海人来说未尝不是残酷的。一九○○年英国亲王到上海来访问租界时，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曾经说，这些人贪赃枉法，毫无道德准则，不能够代表真正的英国人，更谈不上代表英国的贵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则来自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在那张写字桌上，不知“他”写过多少封寄往欧洲的私人信件，向旧大陆的人描绘这冒险家的乐园，他也许会描绘一些我们这些地道的中国人都不曾看见的历史：一九一四年洋泾浜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只知道延安中路，可当时这条路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