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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房价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快速自杀；而无效的房价控制，则必将意味着慢性自杀。这就是城市房价调控问题的两败后果，也是经济政策进退两难的根本原因。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目前已陷于某种险恶的秩序结构：政治局势同社会稳定关系密切，社会稳定同就业形势关系密切，就业形势同经济增长状况关系密切。在这种秩序结构中，经济，从而就业，从而稳定，不可避免地成为支撑社会秩序的单一基础形式。至此，经济发展与增长成绩竟沦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支柱。这就是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近年来无不不遗余力地、狂热地、也是片面地热衷于追求GDP增长的根本动因，从而成为导致当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动因。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可以预见，即使撇开由此促成的具有危害性的畸形经济结构不谈，在这种政治状况下，经济压力势必直接传导并表现为政治压力，从而经济危机必定直接转化成政治危机。这种秩序结构的危险在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政治构成的打击，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即时的。而实际上，政治危机其实早已存在，因此更确切地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理是，与其说经济危机导致了或催生了政治危机，不如说经济危机加剧了或加深了政治危机。
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这种情况明显属于社会危机降临的征兆，国家已处于社会危机爆发的前夜。
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在历史上自称以追求公正、民主的社会制度为使命而起家，并且发动人民以暴力行动成功推翻了前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政治势力，其政治继承人后来竟转而执意致力于维护新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竟然不惜对人民的抗争公然使用武力或者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并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地借助暴力维持其高压统治，竟至于不幸走到了对暴力过度依赖的程度，这种表现与结果，不仅在道义上是荒谬的，在历史上是讽刺性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可悲的，在现实中是极其危险的。
不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也不论哪些时代，哪种历史，只要人们被迫生存于如此性质的统治秩序之下，即秩序的维持过度依赖暴力和过分依靠高压，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如下社会灾难：人民的自尊心不可能不受到挫伤，人民的正义感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人民的心灵不可能不遭到扭曲，人民的道德不可能不遭到败坏，人民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不趋于萎靡，人民的团结意志不可能不趋于松懈，人民的生活信念不可能不变得迷乱，人民的努力方向不可能不变得投机，人民的行为不可能不走向极端，人民的脾性不可能不走向暴戾。这就是过度依赖暴力和过分依靠高压，把不公正的秩序强行施加在人民头上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这必将对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信念、意志、生机与活力，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其结果无异于陷民族于慢性自杀。这不是在伤害一个民族，而是在毁灭一个民族。
不难想象，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处理人际关系与解决利益问题所依赖的公正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无以体现、无从维护与严重缺失，结果就势必导致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公正感破灭；而在公正感破灭的社会成员中，难以避免极少数人，在其所陷入的绝望状态驱使下，选择丧心病狂地滥杀无辜加以报复，以更严重的不公正去对抗严重的不公正，作为幻灭后转嫁痛苦的发泄方式和获得解脱的心理补偿；其结果往往不幸危及众多无辜的社会成员，使之遭殃，最终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局面。这就是当前频发的校园凶杀案，以及出现的众多自杀性袭击事件，为人们所反复展示的灾难发生逻辑。它用鲜血和死亡的惨痛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如果被迫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下，将要承受何等后果，经历何等遭遇，面对何等命运。
以上社会诸领域暴露出的种种征象，无疑令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而这些结果加起来的意义，则更加可怕：权力腐败失去控制，意味着政治上陷于慢性自杀；城市房价失去控制，意味着经济上陷于慢性自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着使自然环境陷于慢性自杀。而秩序持久过度依赖暴力得以控制，则意味着使社会陷于慢性自杀。合而观之，社会的主要领域与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已陷于失控状态，而社会的特定反应与人民的权利诉求及意志表达则处于强力控制之下，最终将意味着一个民族与国家正陷于慢性自杀。现实已经表明，并且将会进一步表明，该为的无所作为，不该为的又胆大妄为，或者该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却强行去做，将会导致什么现象，带来什么结果，出现什么结局。
也不难理解，国家如果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动用暴力工具无所顾忌，腐败无孔不入，权力意志肆虐，丛林法则盛行，将会发生哪些反应，造成哪种局面。社会离心离德的迹象日益明显，文化、知识或技术精英纷纷移民海外或长期滞留不归，以及贪官中饱私囊后争相外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机关公信力丧失与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日益松弛，边疆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以及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民意动向与趋势，同样已经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及诚信危机的存在与表现，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危害之广泛，恶果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经使社会陷于走投无路的精神处境。不难看出，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裂痕在加深，裂缝在扩大，裂纹在延伸。
综上所述，危机全面爆发的征兆已经无可置疑。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压迫社会变局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看即将落下。高悬在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摇摇欲坠。
二、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必须承认，社会诸领域所表现的显著的危机特征，其实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此早已心照不宣。无可讳言，问题不在于危机是否已经开始逼近，而在于它何时全面爆发。
诚然，它虽然已对社会生机造成了重创，以至怨声载道，乱象丛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对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加以摧毁。原因不难看出，在现行秩序陷于如此不公正的状态之后，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强维持，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因素：庞大的既得利益队伍的效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威慑，以及普遍表现出来的国民性怯懦与苟且。这种社会状态，不论对一个政权，还是对一个民族，不仅是不祥的，也是不光彩的，并且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可耻的，可悲的。
即使如此，随着社会形势与生存处境不可避免地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公趋势持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无法及时找到切实可行、真正有效的控制办法，形格势禁、积重难返的结果，就连那些借以维持统治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条件也变得难以为继。政府维持现状的警力调用变得越来越频繁，维持秩序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顶住抗争与维权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吃力，摆脱遭到敌视与对抗的困境越来越困难，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结局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应当承认，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来看，底层群众的这些激烈反应，不但有其现实必然性，而且有其道义合法性。当毛泽东最初把“造反有理”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时候，他是为带领共产党进行革命，谋求推翻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社会与旧秩序确立道义根据；而当邓小平表示，只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要革命”的时候，他不仅是作为一位老革命在表白自己毕生坚持不懈的信念与追求，而且是在预言，处于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状态与生存处境下的人民，最终必然将会产生的合理反应。
因此，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压迫进行种种抗争，包括采取某种激烈反抗行动，从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传统看，就具有天然的道义根据与正当性。这些原则与原理，毫无疑问都为革命与改革的领袖人物所承认、所赞同。那种明知故犯，出于自私自利的卑劣动机，不惜通过镇压抗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