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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星驰甚至自此以后都绝口不提朱茵的名字。相比对罗慧娟的态度（他们甚至在2000年还一起合影过）而言，周星驰对朱茵可谓至今都仍是耿耿于怀。
有人分析，周星驰的爱情观基本上是非常重视家庭，甚至到现在他也是在与家人同住；有一点点大男人主义，也一定会结婚。
周星驰日后也依旧是绯闻继续，以至于每一位跟他合作的女主角几乎都有跟他的绯闻。
关于女友，周星驰曾对媒体颇有技巧地回答道：“我的生活很单纯，也没有外界想像的多彩多姿，要找个有发展性的女友，不容易啊。”
关于爱情，周星驰还说过，“暗恋就是爱情中最浪漫的。一直不知道被人暗恋，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了，多浪漫。”
1991年与1992年，站稳脚跟的周星驰，开始有一些经济行为。1991年，他购入了北角英皇道新达大厦，当时买入价109万（1998年买出120万，赚11万）。1992年4月，周星驰以2380万买入May Tower II复式单位，五个月后卖出即赚300万；10月，他在台湾为古道绿茶拍广告，造型就是《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戴着老虎帽说书”。
“我真的很想做导演”（1）
1992年《审死官》大获成功，又是得奖又是票房冠军。周星驰梅艳芳这对搭档于是被香港最擅长趁热打铁的导演王晶找了去拍他的贺岁新片《逃学威龙III龙过鸡年》。这部电影拍得很快，制作也不精，再次沿用了陈嘉上的《逃学威龙》里周星驰卧底警察身份，创意则抄自美国影片《本能》。上映后反应一般，只有周星驰和梅艳芳的对手戏值得一看。即使是在春节期间，票房也仅2千5百76万（但也排在当年票房第9位）。
这算是对1992年周星驰烧起的这把火浇了点冷水。
正当有评论认为“周星驰现象已经过去”、“1992年将是周星驰的最后一年”的时候。
周星驰又推出了一部古装戏《唐伯虎点秋香》，使周星驰风格表演再有突破，而且再度登上票房榜首。
当时，确定《唐伯虎点秋香》的导演颇费周折，本来是找王晶的，但他当时要赶拍《黄飞鸿铁鸡斗蜈蚣》，于是改为陈嘉上，陈因为家事和香港金像奖的事情，不能抽身，最后还是找到了李力持。
李力持披露，“周星驰演唐伯虎，是对他演技的一大考验。任剑辉调戏白雪仙，龙剑笙调戏梅雪诗当然没问题，但周星驰嬉皮笑脸调戏巩俐，稍有不慎就变成一个‘色狼’，所以在戏中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理由给他，让他‘沟女有理’，甚至是同情他去追秋香。同时也要准备当观众发问‘唐伯虎为什么要喜欢秋香？’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能够解释，所以在处理唐伯虎这个人时，周星驰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处理，希望能够做到有情有义。”
“周星驰三个字已经代表一定是好笑，现在是要在好笑之余要好看。而《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在追求这个目标。”李力持说周星驰在许多电影里已经是个“笑话指导”，这个岗位就跟动作指导、美术指导、摄影指导那样。“周星驰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笑话指导’，也应该是时候做‘笑话导演’。这就跟一个动作指导当他熟悉了一切之后，也会尝试当一部动作片的导演。”最熟悉周星驰的李力持此时已经在暗示了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是一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所以也是周星驰最早一部在内地电影院正式放映的电影，而这也是因为内地从1992年底开始掀起对电影体制的改革。
在内地放映时，这个片名吸引了不少中年观众，他们本以为可以重温老电影《三笑》，顺便也看看大明星巩俐。但是当坐下来之后，有的人却甚至连一半也看不下去，立刻退场。也难怪，在当时的内地，多数人们还难以接受戏说历史的风格，更不要说被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逗笑了。
甚至有人在报章上用严厉的口吻批评：“影片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内容虚假荒诞，演员表演肤浅，人物形象完全失真，令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缺乏应有的美感”，并且考证了唐伯虎的生平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有的批评者则相对比较宽容，把《唐伯虎点秋香》和1962年拍摄的《三笑》作了简单对比以后说：“不过对此不必说三道四，在总的经济文化没有得到整治之前，艺术文化受到忽视，社会现实人生中充斥玩世游戏，物质生活中充斥伪劣产品面前，这类片子不过是病态社会的折射光影，时兴潮流的一种体现。”
虽然如此，在大城市如上海，《唐伯虎点秋香》还是进入了1993年上海十大卖座影片的行列，同年上映的合拍片还有《霸王别姬》、《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随便提一下，《唐伯虎点秋香》的外景地不少就是在上海选的。
这部引起争议的《唐伯虎点秋香》的编剧谷德昭，在此片中他还不是周星驰的正式班底。当时他是私下从高志森的公司里溜出来写这个剧本的。谷德昭1990年从加拿大回港，被高志森带入行做编剧。《家有喜事》里他也是编剧，那次为了写周星驰的剧本，曾经闭关7天反复看周星驰的表演资料。“我在加拿大读书时，除了看《新扎师兄》就是看《四三零穿梭机》，而《黑白僵尸》是我唯一录影的节目，每次看到周星驰上场就会笑：‘这个人真衰！’” 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位彻底研究过周星驰的谷德昭，后来也成为了制作周星驰电影的重要一员。
1993年，是香港电影疲弱的一年，《唐伯虎点秋香》依然以4千零17万的票房高居当年榜首。周星驰让那些怀疑他的人，又跌了一次眼镜。
其实，自从《审死官》的成功，已经让周星驰对自己的风格进行思考，在努力制造笑料之余也要追求意义。接下来的《济公》就是他跟随《审死官》导演杜琪峰的再一次尝试。但这次明显是导演杜琪峰用力过度，而周星驰的本色表演也没有得到发挥，意义多于笑料以致成为一次失败的尝试。
开拍这部电影，杜琪峰本意是想借用济公来抗衡制度上的不公平，借古讽今，申诉对制度的不满，但又想利用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风格。这时香港电影已经有大量影片中的表演带有明显的抄袭周星驰的倾向，包括刘德华这样的天皇巨星。
杜琪峰亦曾非常直白地说，“选用周星驰来演济公，理由最显明易见，他是最容易吸引观众进场看电影的演员，又可以说周星驰是一件‘工具’，透过他，向观众所诉说的东西，其入信程度会自然的相应提高。这次的《济公》对周星驰的观众来讲，可能会深了一点。”
由于电影剧情过于玄乎，票房果然不佳。周星驰热潮再次被浇冷水。
同样是周星驰主演的作品，一年内所拍的3部电影票房却相差甚远，周星驰开始清晰，他要想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自己掌握主导权。
其实周星驰想介入幕后的想法来源已久。在1992年8月他就很清楚亦很坦白地对《电影双周刊》这样说过，“讲真的，我是很想做导演，这个欲望要超过想演一部文艺片，我的兴趣是可以兼做幕后，有机会的话希望再兼顾编剧、监制之类，导演是最后的目标。”
说这句话时，他也许只是有对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兴趣。但1993年时票房的巨大反差则让他对建立自己的制作班底已经暗下决心。
在1994年伊始开拍的《破坏之王》中，周星驰终于得偿所愿自己同时做监制以及主演。初次做监制的周星驰在片子结束后，对自己的评价用了12个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破坏之王》当时也叫《破坏王》，本是一本流行已久的漫画书。但电影只是用了这个名字，内容是全新创作的。拍这个题材是周星驰的想法，然后找来导演李力持和编剧谷德昭一起来想点子，进行集体创作。原来计划是以漫画人物为故事蓝本，但后来由于版权问题一度导致停工，所以最后的电影连造型都没有模仿漫画。
“我真的很想做导演”（2）
李力持说和周星驰苦想点子时，经常是一起到海边，对着大海沉思，而“怎么突破自己始终是最难想到的东西”。
大卫·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里说道：香港电影的剧本和好莱坞不同，不是经过很严格的剧本班子。香港的拍片计划通常始于监制的一个意念，再找合适的导演和编剧。拍片资金一旦落实，核心创作人马就凑在一起开会，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过程，各自表达对场面气氛、角色性格以及对白内容的意见，其中一人做笔记，五至六次类似的集体脑力激荡后，才动手写剧本初稿。
周星驰的电影，在制作前期多数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只不过他的电影更多的是炮制有新意的笑料。
这部由周星驰首次监制的《破坏之王》的票房和口碑都不是很好。再一次让人怀疑所谓的无厘头风格是否又不被观众喜欢了。“无厘头”至此已经成为了周星驰的一块心病。刚出道时，无厘头是他的独特表演，到后来他不再承认自己的表演是无厘头。李力持就曾表示周星驰很反感他的电影被称为“无厘头”，因为这个词叫人联想到的是“不用脑、不用花心思”，而其实他们在拍片中经常为喜剧效果费劲心思，为了一个出彩的镜头，演员经常要重拍好多次。他还说，“周星驰更偏向于将他的作品称为悲喜剧，他总是关注小人物在生存压力面前的尴尬和窘迫。周星驰的演技并非没有内涵，很久以前拍的片子现在看来还是叫人忍俊不禁，笑中有泪。内地目前出现了许多网页研究‘周星驰现象’，这说明他的持久魅力。”
但不管周星驰他们怎么想，观众却都已经将无厘头死死地与周星驰联系在一起，想甩也甩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