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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扯地说着。
“不，不是客人，是我们店里老板娘的弟弟。”
“噢。”阿部做出副意外的神情，其实他对此毫无兴趣。这时，已经走到一家灯火明亮的咖啡馆门前。阿部用肩推开门，桐子正象他希望的那样跟了进来，阿部这时心里才落下块石头。
大冢律师查阅了柳田正夫杀死放债老妪一案的卷宗之后，发现了一些疑点。在现场勘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间面积为八叠的房间，西墙放着一只衣柜。勘查时，见衣柜第二和第三只抽屉半拉开，露出被翻腾过的衣物，抽屉歪斜着，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衣柜右下部有两扇门，左门被撬开锁，右门未见破坏痕迹。
引起律师怀疑的也就在此。抽屉的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抽屉是歪斜着被拉开，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开抽屉在正常情况下，拉开抽屉时总是左右平均用力，当慌慌张张或是心急火燎的时候，才会出现抽屉右端比左端多拉出来的现象。这是因为无意中右手拉抽屉的力大的缘故。但是，在现场勘查报告中，分明记着抽屉左端拉得特别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作案的凶犯在慌乱中左手无意多用了力。这就充分说明作案开抽屉的犯人是个左撇子！
还有，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左边的门锁被撬开，右边的门却完好无损。衣柜下端的小橱门靠右边，假设凶犯站在拉开抽屉的那个位置上，或是没挪几步要打开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时，惯用左手的人自然开左边那扇门，惯用右手的人就会开右边那扇门。这么推理不是合乎逻辑吗。这一点似乎也能证明凶犯是个左撇子。
这么一想，再瞧瞧验尸报告上写的：
前额左侧有拇指般大小的皮下出血点，未见骨折，左颊及皮下肌肉也有基本相同的出血点。
为此可断定伤害过程是：后脑偏右部位的挫伤骨折是当受害人向前扑倒时加以猛击造成，前额及左颊部位的挫伤是被害人仰面倒下时，从正面猛击所致。同时，还殴击第三肋骨周围部位。
用较长的棍子殴打对方，往往用力攻击对方相反的部位，就是说，用右手打对方的左侧，左撇子自然就打后脑的右侧。再看看尸体位置平面图，老太当时倒在离衣柜四十公分处，几乎跟衣柜平行。从面颊上的伤痕看，并非右颊受到攻击，是一条自左眉斜至右颊的伤痕。这伤痕不在后脑而在面颊上，所以可以断定左撇子在右侧，对受害者来说是在她左侧受到棒击的。衣柜跟尸体之间的距离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话，不用说，挥起棒会碰到衣柜，凶犯尽可能会离衣柜远些，一般就会攻击对方的右颊。但是，验尸报告上说，左颊部位伤势严重。而且，用棒的一头垂直猛击头部，是因为当时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脚边，这是由惯用左手的人干的。这么设想完全合理。
大冢律师正思索这些疑点时，蓦地变了脸色。从第九次审讯记录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记得报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随即朝阿菊婆的前额和脸上击去。”如此看来，真正杀害阿菊婆的凶犯只能是个左撇子。
大冢律师又翻起厚厚一叠的案卷，好似进了密林，不放过检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细节仔细地研究者案情。当夜，被告进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迹这个事实，是对柳田正夫极为不利的证据。血迹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裤子卷边上，渡边菊的血型是0型，跟裤子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这个鉴定是对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证。然而……大冢沉思着，在柳田的衣着上，沾上被害人血的只有裤子卷边这一处，在检察官的公诉书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认为血都会溅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这一类钝器殴击面颊和头部，血液极少飞溅出来。因此，溅出的血迹不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大冢想，暂且按他这个论点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虽不象利刃类凶器会切断血管及动脉，血是不会四下飞溅的，然而，也会有另一种看法。柳田正夫的裤子卷边处沾上血迹，但在裤子的上部、上衣上却没沾上一滴血迹，相反证明了杀害渡边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从渡边菊头部和面颊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并不多，但这不多的血却站到柳田正夫的裤脚上，可以认为当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后，柳田正夫才进入室内在不知不觉中沾上了血迹。当时，凶犯对渡边菊的头部和面颊猛击之后，血液未必马上会流到榻榻米上，受了伤过些时间，血才会大量流出。因此，认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击对方，血会立即沾到裤脚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裤脚上又沾上从火盆中飞出的灰末，这就是说：当渡边菊受到袭击，挣扎之时使火盆上搁着的铁水壶震歪，开水溢到灰上，扬起灰烬洒落在地上。这之后，柳田正夫走进来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辩时说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后进入现场的。
起诉书中说，渡边菊等待被告的拜访，这天晚上备好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还在火盆边上放了陶壶、茶叶罐，水壶里煮了开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为欠债未还，曾受到渡边菊当面辱骂，柳田正夫屡屡求情，并没有将债还清。所以，就算柳田说今晚来送欠款，渡边也不见得相信柳田的话，不会把他当贵客来招待。因此，渡边菊等待的来客不是柳田。
现场的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
警察一来搜查，我的那张借据就会公布于众，大冢都会知道我借高利贷这件事。这样，无论在学校、家长会还是社会上，我都没脸见人了。心里一下子起了个念头：快乘机拿走我的那张借据！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过后不久，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记录了他对杀人罪的供词。他供认道：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菊，说她是被别人所杀。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菊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渡边菊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菊头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菊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菊为面部受伤，就作了“殴击了面部”这样的供认。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
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供认说：
关于我上回供述杀害渡边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