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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双方休息一天。9月2日，“莫斯科”集团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压力下继续退向谢伊姆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全天都以集团军骑兵及第8、第10和混成军的兵力实施进攻，并在日终前逼近大库里察诃和谢伊姆河各渡口。
9月3日为大演习的最后一天．群南方”集团军对“莫斯科”集团军展开进攻，以左翼对卡斯托尔纳亚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面向库尔斯克迂回．同时，“南方”集团军还在通往库尔斯克的方向对“莫斯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牵制性突击。结果是，“南方”集团军主力（第8、第10军和集团军骑兵）对“莫所科”集团军的混成军和第13军之一部实施了突击。同时，“南方”集团军的混成军以佯攻把“莫斯科”集团军的第13、第17军和集团军骑兵牵制在马克瓦。战斗结果，“莫斯科”集团军被逐离奥廖尔一库尔斯克铁路线。9月3日11时，双方停战。9月4日，部队休息。9月5日，举行阅兵；之后，部队开赴冬季营地。
总之，对大演习的导演仅仅限于给双方规定总的任务，而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日程则不作具体规定。无论2在大演习的计划中，还是在总导演的指示中部未给大演习调理员规定在演习的某一阶段应判某一方为胜方。而且，双方被置于同等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各自的行动特点。日俄战争以后，各国军队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铁路输送。
象这样有大量军队和各种兵器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已经不能由指挥员想什么时候举行就什么时候举行了。组织与实施大演习成为一件复杂的事，需要专门进行准备和制定计划，大演习的导演机关、参演部队和演习地域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物资器材、医疗卫生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保障工作。对参演部队的组织、实施动员、运输与粮秣保障、安排宿营及其泡有关部队安置问题，须给予双方非常详细的指示。
至于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问题，则在计划中规定得相当笼统，通常，只给双方指明出发地区、大演习开始前部队集中地域、大演习开始时间、总的成术和战役任务，以及主要运输路线（在大规模演习中，要给双方指定铁路线）。
关于俄军举行的大演习的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给予正确阐述，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所著《专制制度和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军队》一书，虽然内容丰富，深刻分析了俄国军队的状况，但是对于举行大演习的问题，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于库罗帕特金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关于大演习情况的报告，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也只是引证了其中一些否定意见，而对报告中给予肯定的方面则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份报告中，库罗帕特金完全肯定了各军区部队之问举行大规模演习的实际意义。在报告的开头他写道：“举行大规模演习尽管会消耗掉国家的大量资财，但却能使军队、特别是军队首长经受有益的和必要的实际锻炼。因此，今后不仅要举行军区内部队的大演习，而且还要举行各军区部队之问的大演习。”
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大演习（如1883…1896年华沙军区，1889至1903年基辅军区、在外高加索、在远东和土耳其斯坦举行的大演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大演习中对双方的行动通常没有严格的规定。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注意到，大演习计划（“大演习的大致进程”）只“规定了战役开始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总之，大演习不是战斗行动的真正的排演。”但是，第一，战役开始的时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般都出上级指挥机关确定。第二，大演习也不可能是“战斗行动的真正排演”，因为排演意味着完成事先计划好、规定好的动作，而战斗是一种对抗性的现象，战斗的发展是交战双方意念，意志和行动冲突的结果。排演战斗行动而又不违反战斗发展的逻辑是不可能的。接着，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援引总参谋长萨哈罗武将军对1903年普斯科夫大演习及其他几次大演习的批评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总之，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普斯科夫大演习的，而且是对所有大演习的，它实质上说明了大演习是毫无意义的……”请问，用什么能够代替大演习呢？！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大演习中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是不应因此而否认，当时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是总结在当时一切积极的东西。如果想一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准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许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就更为重要了。
在谈到当时的大演习计划时，应特别指出，无论是在上面谈及的正式的细则和指示中，还是在《军事文集》和其他军事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要求，即在大演习中要使双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对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事先都不作规定，甚至不给双方规定大演习的课题。正如我们从库尔斯克大演习中所看到的，只是给每一方指明了出发地区和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一切，诸如怎样迎敌，怎样防御、进攻或退却等，则由双方指挥员决定。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炮火效力，总之，保障演习和大演习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效果。在各国军队中，大演习的总导演即总调理员。在俄国和德国的皇帝大演习中，由皇帝本人充当总调理员。给每个团或独立作战支队指派一名调理员和两名助理调理员。在由若干个部队组成的大支队中，给每个纵队指派调理员。
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